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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学说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精神命脉。《近思录》既是理学的集大成之作，又是进入儒学的门径。在弘扬传统文化的今天，重新审视《近思录》，汲取其营养，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近思录》成书于南宋淳熙二年（1175）。八百四十余年前的南宋淳熙二年夏天，吕祖谦自浙江东阳应约来到福建建阳，访问朱熹于寒泉精舍。两位理学大师的这次会面切磋，直接产生了被后世誉为“圣学之阶梯”、“性理诸书之祖”，影响我国乃至整个东北亚地区八百余年士子思想的一部理学大纲——《近思录》。于此，我们专门论述其各板块构成与内涵。
朱熹、吕祖谦相聚一个半月，携手辑录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四子论学言论，成《近思录》十四卷。近思者，取《论语·子张》“切问而近思”语义，即切近取譬，也就是说要从自己身旁的日用常事出发来思考义理之学。朱熹先后从学于五夫里胡宪、刘勉之、刘子翚。除五夫里三师外，朱熹又师事李侗。李侗因在传道继统上占有重要地位，学者称之为“延平先生”。李侗从学于罗从彦，并得其《春秋》《中庸》《论语》《孟子》之说。而罗从彦又受业于杨时，杨时乃从河南二程处“载道南归”后传罗从彦。那么，朱熹自然得二程，经杨时、罗从彦、李侗四传之道，可谓承袭了二程“洛学”的正统。而吕祖谦最初学人多称其伯祖吕本中为“东莱先生”，吕祖谦则被称为“小东莱先生”。但随着吕祖谦声望的不断提高，后世一般均称吕祖谦为“东莱先生”。吕祖谦与朱熹、张栻齐名，并称“东南三贤”。朱、吕辑录《近思录》的目的是为有志于圣贤之学者提供一个门径。朱熹在《近思录原序》中说：“盖凡学者所以求端用力、处己治人之要，与夫所以辨异端、观圣贤之大略，皆粗见其梗概。以为穷乡晚进、有志于学而无明师良友以先后之者，诚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门而入矣。”其本意是为那些处于穷乡僻壤，有志于圣贤之学而又没有多少书可读的士子提供一个门径。《朱子语类》以为：“《近思录》好看。四子（即《四书》），《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近思录》一书，无不切人身，救人病者。”在朱子看来，《近思录》仅是通往六经的阶梯，但《近思录》成书后发挥的作用及在随后八百余年的影响，特别是能成为代表中国元明清三代主流哲学思想的经典，是朱、吕两位理学大师远远没有想到的。《近思录》由三大板块组成，板块之间有机统一又逐层递进，不仅是“性理之祖”的理学体系，更是圣学的三个阶梯。
其一，《近思录》为理学提出了学问纲领。其前八卷为治国平天下的根本，也就是普遍性、一般性原则。其中卷一为“道体”，是《近思录》一书的总纲，讲理学的哲学依据。叶采《近思录集解》云：“此卷论性之本原、道之体统，盖学问之纲领也。”也即其主旨就是论述作为阴阳变化的性命之学的形上本体，与人性至善的义理之学的形上本原。这是理解理学的原点，更是贯彻理学始终的根本性纲领。卷二为“论学”，主要是讨论理学家为学的目的、方法与路径。叶采《近思录集解》谓：“此卷总论为学之要。盖尊德性矣，必道问学。明乎道体，知所指归，斯可究为学之大方矣。”“道问学”也即为学的过程，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不断去蔽、澄明我们生命本真状态的过程，在这样一个过程中达到儒家理想中内圣外王的、崇高的生命理想境界。卷三为“穷理”，主要论致知，既总论致知之方又论读书之法。读书顺序始于《大学》，使知为学之规模次序，而后继之以《论》《孟》《诗》《书》。义理充足于中，则可探大本一原之妙，故继之以《中庸》。达乎本原，则可以识圣人之大用，故继之以《春秋》。卷四为“存养”，主要论述存心养性问题。《朱子语类》说：“涵养中自有穷理工夫，穷其所养之理；穷理中自有涵养工夫，养其所穷之理，两项都不相离。才见成两处，便不得。”卷五为“省察”，或作“克治”，是教人做诚意正心的工夫。就是说，我们在问学、明道、穷理的过程中不仅要持存涵养，更要向善行看齐，同时要克制一己之私欲，以回复天理之本然，此必力行，亦为克治之工夫。前五卷之致知、存养、省察（克治），都是讲修身的，身不修，自不可齐其家；身修，则可齐其家教。所以卷六为“处家”，或作“家道”，主要论齐家。张绍价《近思录解义》谓：“此卷以弟子之职，家人之道为主。以正伦理、笃恩谊，先严其身为总旨。以顺父母、友兄弟、谨夫妇、慈卑幼、御婢仆为分意。”当然齐家之道首在正伦理，同时也要笃恩谊。而正伦理的核心是一个“孝”字。卷七为“处己”或作“出处”，主要论述出处进退辞受之义，阐述做人立品与为官居家的大原则。与儒家历来倡导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一以贯之。此卷对于士人面对仕隐、义利、义命以及学问之道与追求举业时的选择都提供了遵循的原则。卷八为“君道”或作“治体”，论述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张绍价《近思录解义》以为：“此卷以端本立志为主，以诚心为宗旨，以治天下之道法为分意。”强调有志之士治国平天下当勉力治纲，分正百职，创制立度，以成善治。同时要兴教化、美风俗，以复三代。
其二，《近思录》提出、辩明、教导如何处理礼乐刑政、臣道、人道以及迁善改过、辨别异端等。其卷九论“治法”作为《近思录》第二部分，论述了治国平天下的礼乐刑政等具体制度问题。杨伯喦《衍注》列明为“礼乐、兵刑、学校、井田、封建、冠昏丧祭”。治平之道确立了根本，又必须重制度，故叶采《近思录集解》云：“盖治本虽立，而治具不容缺。礼乐刑政有一之未备，未足以成极治之功也。”卷十至十三作为第三部分主要明臣道、教人道、同时要迁善改过以及辨别异端等问题。卷十为“臣道”，或作“政事”，主要论述临政处事之道。叶采《近思录集解》曰：“盖明乎治道而通乎治法，则施于有政矣。凡居官任职，事上抚下，待同列，选贤才，处事之道具焉。”存诚、得中、守正是临政处事的原则，义理则是判断是非的最终标准。卷十一为“教人”，或作“教学”，主要论述教育人的方法，以彰显理学家继承儒家重视教与学这一人生大体的传统。张绍价《近思录解义》谓：“此卷以圣人之教、《大学》之法为主。以易其恶、至其中、由其诚、尽其材、理其心、归之正为总旨。以读书、知道、成德、成材为分意。”卷十二为“警戒”。杨伯喦《衍注》对此卷有个很好的注解叫“迁善改过”。历代大圣大贤不仅重视修己治人之道，且必以怠荒逸欲为戒，故士子后学亦必须时时省察警戒，以使善日积，恶日消。卷十三为“辨异端”，其主旨在辨明异端，是把儒家与佛、道对比，以揭其虚妄，遏其可能的危害。
其三，《近思录》末卷“圣贤气象”，重在论述圣贤相传的道统及圣贤显现的精神气度。后学希贤、希圣之心，就是要学习圣贤，继承圣贤道统，所谓“继往贤之绝学，开万世之太平”，这正是朱熹等理学家追求的人格和终极目标，把这个内容放在最后一卷，显然其用意深刻。叶采《近思录集解》谓：“此卷论圣贤相传之统，而诸子附焉。断自唐虞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道统相传，至于孔子。孔子传之颜、曾，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遂无传焉。于是楚有荀卿，汉有毛苌、董仲舒、扬雄、诸葛亮，隋有王通，唐有韩愈，虽未能传斯道之统，然其立言立事有补于世教，皆所当考也。逮于本朝，人文再辟，则周子唱之，二程子、张子推广之，而圣学复明，道统复续，故备著之。”
总之，《近思录》不仅是一部逻辑严密的理学大纲，一部系统的哲学著作，更是一部教导后学进入圣学之道的阶梯。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今天重读，深感其对青年学子、各级干部修身养性，乃至治国齐家的深厚价值和重大启示。
（作者：王卓华，系上海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