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和城市化转型对农民生产和生活的冲击几乎是世界近现代史上任何国家都无法避免的经历。人类历史上的现代化转型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从以农业为主的传统社会向以工商业为主的现代社会的转型。
19世纪美国经历了从乡村到城市、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社会转型,工业化转型虽给美国农民带来了种种危机,但也蕴藏着化解这些危机的因素。解决之道存在于政府干预、技术与管理以及知识的生产与传播三个层面:其一是政府对农业的有机干预,最明显的体现是1862年农业部的成立。该部门经历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数十年的发展逐渐成为政府影响农业的核心机构。其二得益于技术革新和科学管理。农业机械的更新、交通方式的变革和农场管理的科学化,改变了传统的农业生产,代表了美国农业从家庭农场到农业综合企业的转型趋势。其三有赖于农业知识的生产和传播。美国内战后农业知识的生产和传播载体,经历了从分散走向统一、从民间走向政府、从临时走向固定、从随意走向正式的发展过程。在世纪之交形成的“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相互配合的体系,为农民接受和吸收农业知识提供了关键助力。
中国的“三农”问题与美国当年的经历存在很多差异,但也面临一些共同问题,尤其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导致的区域、经济和社群发展的不平衡性。研究和总结工业化起步较早的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能够为我们解决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提供借鉴。
(作者:原祖杰,系2022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入选者、四川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