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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河流域在地理与环境资源上呈现南北不同的区域性差别，致使南北方在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呈现出发展的不均衡性。从农业革命开始到早期国家建立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公元前9千纪—前7千纪），两河流域的外围发生农业革命并出现早期大规模聚落；第二阶段（公元前7千纪—前4千纪），两河流域的南方和北方都出现了城市化趋势；第三阶段（公元前4千纪—前2千纪），乌鲁克文化扩张与北方二次城市化，两河流域文明在南北方分别进入新的阶段。在这长达数千年的过程中，两河流域南部、北部以及整个周边地区的社会发展进程都产生了复杂微妙的联动效应。
目前已知全球最早发生农业革命的地方并非在两河流域的核心区，而是在新月沃地西部的黎凡特地区和与其毗邻的安纳托利亚地区，也恰恰是在那里诞生了人类最早的大规模聚落。农业的产生增强了居住的稳定性，粮食产量的增加也引发人口的增长和剩余产品的出现。这使得聚落的规模逐渐增大，并且一部分人口分离出来从事畜牧业和手工业等其他生产。生产的专门化使得产品的再分配权落入少数家庭手中，贫富分化出现。在国家形成的最初阶段，农业革命所带来的经济增长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公元前8000年左右，黎凡特地区的耶利哥已经开始种植大麦和小麦，聚落周围建起厚重的城墙和高大的塔楼，学者们推断其居民的生活方式已经从狩猎转为农耕，居民数量达到2000至3000人。公元前8千纪中期至前6千纪后期，今土耳其南部的加泰丘发展起来。该遗址的城墙高达20米，神庙区出土有精美的壁画、雕像和圣坛。这些发现表明其居民的社会组织已经相当成熟，并且有着丰富的宗教生活。有学者从其建造规模和格局上判断，上述两处遗址已经可以被称为最早的城市。甚至有学者认为城市的出现在前，农业的出现在后，城市的出现催生了农业。但多数学者认为这些聚落仍只是史前村落，日常生活以农业和畜牧业为主，社会的复杂程度尚未达到城市的规模和水平。
从公元前7千纪中期开始，农业聚落的数量在两河流域南方和北方都迅速增加，而且几乎同时出现从乡村向城市发展的趋势。北方属于哈拉夫文化，其特征是农业以旱地耕作为主、人工灌溉为辅，陶器为黄、红、褐色陶胎的彩陶，房屋属于不规则的聚合式建筑。南方以欧贝德文化为主体，其特征是农业依赖灌溉，陶器为对炉温要求更高的黑绘彩陶，居住的房屋为中庭加两翼的三分式建筑。
公元前6千纪末，南方的欧贝德文化进入扩张期，向南传播到波斯湾沿岸，向北传播到两河流域北部，影响了北方的哈拉夫文化聚落，并进一步传播到叙利亚和安纳托利亚。当时以两河流域为中心的跨区域长途贸易是促进文化传播、加强文明互动的重要推手。考古发掘显示，这一时期北方的哈拉夫文化与南方传来的欧贝德文化之间发生了由吸引到竞争、再到冲突的过程。对两河流域北部的高拉丘遗址的考古发掘表明，该遗址早期的房屋样式、陶器类型和墓葬模式等都体现出以哈拉夫文化为主体的特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欧贝德文化的影响逐渐加深，到公元前5千纪初，高拉丘的文化风格已几乎与南方的欧贝德文化没有太大的区别。公元前4千纪后期，这种变化发生逆转，哈拉夫文化再次成为主流。这可能意味着两种文化的冲突以本土哈拉夫文化的胜出而告终，也可能是此时欧贝德文化在南方被新兴的乌鲁克文化取代的结果。
公元前4千纪中期，乌鲁克文化在两河流域南部崛起，埃利都、基什、乌鲁克和乌尔等数以十计的苏美尔城邦出现。对这些遗址的发掘表明，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技术革新，包括文字、陶轮、滚印和建筑等方面。公元前3200年左右，两河流域南部已经形成完整而成熟的城市文化。乌鲁克城是这些城邦中的典型代表，城中有专门供奉天神安努和金星女神伊南娜的复杂神庙建筑。遗址中出土有一个高105厘米的雪花石膏大瓶，时间约为公元前4千纪晚期，上面的浮雕展现出一群男子在王的带领下向伊南娜女神献祭农牧产品的场景。这表明神庙在早期苏美尔城邦的经济生活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也说明世俗王权在借助宗教权力进行统治。
乌鲁克文化带动的城市化浪潮随即迅速扩散到整个古代近东地区并向周边辐射：向东传播到西部伊朗的苏萨，再到东伊朗的沙尔·伊·索赫特，甚至有可能推动印度河文明的产生；向北传播到北叙利亚的哈布巴·卡比拉等地，继而对安纳托利亚地区和希腊爱琴海地区产生影响；向西传播到古埃及，可能启发了古埃及文字的出现，促进埃及王权观念的诞生和国家的形成。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两河流域的北方几乎与南方同时启动城市化进程，但是却在公元前4千纪末期停止，再次回到乡村时代。直到约公元前2500年，北方才在南方的影响下再次启动城市化进程，并长期依附于南方。此时南方则进入城邦争霸的时代，在城邦混战中王权逐渐向专制霸权演化。约公元前2300年后，阿卡德王朝与乌尔第三王朝相继实现对两河流域的统一。这两个王朝虽然各自仅维持了一百多年，但国家机器却在帝国统治的框架下日趋完善。这段时间南方无疑是两河流域文明的中心。直到乌尔第三王朝崩溃后，借由长途贸易，北方的阿舒尔城邦才开始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古亚述的历史由此开启。同时，南方的巴比伦也在乌尔第三王朝的废墟中开始兴起。从此，以亚述和巴比伦为代表的两河流域文明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总体来说，两河流域早期国家形成的过程既体现了整体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又体现出南北不同的区域性特征。在农业革命时期，人类聚落发展的主要因素是气候、水源等自然地理条件，原始宗教在社会组织过程中成为一种重要的意识形态手段。在聚落从农村向城市过渡的阶段，基于灌溉农业的南方社会由于对社会组织管理的更高要求而获得发展动力，从而率先向国家形态转化。城邦兴起后，城邦间对有限地域内资源占有的竞争使得军事权力在社会管理中愈加重要，经济、宗教、军事和政治权力不断向世俗精英阶层集中，推动社会继续迈向更加成熟的国家形态。
（作者：史孝文，系牡丹江师范学院历史与文化学院副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公元前2千纪初期古亚述国际贸易体系及其国家治理策略研究”〔22BSS047〕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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