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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埃及国家的形成是人类历史上国家形成的典型案例之一。一般而言，农业革命是创建国家的前提和条件，古埃及也不例外。公元前5千纪上半期，下埃及出现了农业聚落，后来上埃及也逐渐采用农耕生产方式。尽管农耕聚落率先出现在下埃及，但埃及历史上最早的国家却是由上埃及的先民创建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发展差异呢？
相比较下埃及而言，上埃及在采用农耕生产方式后，社会快速发展，社会分化急速推进，进而很快建立起国家。上埃及可耕田地要比遍布沼泽与泻湖的下埃及多，能够养活更多的人口，农业财富的快速积累加速了上埃及的生产分工与社会分化。精英阶层在对外贸易中，利用手中的特权，获得更多财富，掌握社会的管理权力。因此，人口基数更大和社会复杂程度更高的上埃及，拥有率先向国家形态转化的条件。
在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上埃及的生产分工不断发展，经济呈现复杂化态势。巴达里文化时期（约公元前4500年—前3800年），上埃及能生产器壁较薄的细陶（红光陶、黑光陶、黑顶陶），有学者认为此类陶器是专业化生产的结果。墓葬中出土的红海贝壳表明上埃及与红海沿岸地区存在经济往来，而铜器可能从西奈进口而来，说明这一时期手工业的分化导致了一定程度的区域贸易。涅伽达文化Ⅰ期（约公元前3800年—前3500年）出现了专业化的石器生产，上埃及先民不仅可以用硬度非常高的石头制作器物，还能制作出几毫米厚度的优质燧石刀。通过直接或间接贸易的方式，上埃及进口了产自今阿富汗的青金石，以及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的一些物品。涅伽达文化Ⅱ期（约公元前3500年—前3200年），上埃及的石材加工技术有了长足发展，在尼罗河谷和东沙漠（尼罗河到红海之间的沙漠）特别是哈马马特干河地区，上埃及先民开采了各种石头，有石灰岩、雪花石膏、大理石、蛇纹石、玄武岩、角砾岩、片麻岩、闪长岩和辉长岩，他们制作的波纹片石刀是当时世界上出色的燧石制品之一。金属器生产也获得长足发展，品种多样，器形丰富。此时对外贸易更为繁荣，墓葬中出土了大量来自非洲其他地区、红海沿岸地区以及西亚的物品。
生产分工和贸易的发展推动了上埃及社会分化进程，这一点在墓葬的规模、形制和随葬品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学界曾普遍认为，巴达里文化时期的上埃及是一个平等的社会，但近年来对巴达里文化的墓葬规模和随葬品的分析表明，巴达里人的社会已经出现贫富不均。涅伽达文化Ⅰ期，墓葬的规模和随葬品的差异更加突出。在希拉康坡里斯的墓地中，多数墓葬为圆形或椭圆形，也有少数构造更为精细的长方形墓葬。在长方形墓葬中，随葬品还包括奢侈物品或异域物品，这与只有几件陶器的普通墓葬截然不同。及至涅伽达文化Ⅱ期，社会分化愈发明显。长方形墓葬的构造变得更为复杂，出现了隔墙，随葬品中奢侈品的数量与种类明显增加。在阿马拉遗址的墓葬中，通常有调色板、珠宝以及象牙、青金石、铜、银和金等名贵材料制成的物品。
随着上埃及社会的分化，精英阶层的群体意识逐渐萌发并不断强化。精英阶层与普通民众逐渐疏离甚至隔离开来，把自身塑造为一个排他性的社会阶层。巴达里文化时期，富人与穷人的墓葬在同一个墓地。涅伽达文化Ⅰ期，精英阶层的墓地与普通民众的墓地有分离趋势，在希拉康坡里斯靠近沙漠的区域，考古学家发现了精英阶层的墓葬群。到涅伽达文化Ⅱ期，精英阶层的墓地已经完全与普通民众的墓地分隔开来。
社会的分化不仅体现在精英阶层与普通民众的隔离上，还体现在精英阶层内部的分化上，上埃及最显要的人逐渐变成统治者，王权由此逐渐发展起来。涅伽达文化Ⅰ期，一件陶器的图案中有一个头上插着羽毛的大人物，学者们推测大人物的高大形象是王权身份的表达，他用一根绳子牵着一个被反绑着双手、留着头发的小人物。同时期的马哈斯那和阿马拉遗址的坟墓中还出土有代表王权的权标头。在涅伽达文化Ⅱ期，阿拜多斯出土了最早的赫卡权杖，这种弯钩状的权杖日后成为埃及国王最为重要的权杖，并由这种权杖名称派生出古埃及语中统治者“赫卡”一词。在这一时期出土的陶片上，刻画了红冠的形象，还有一个陶罐上刻画了站立在王宫建筑物上的隼鹰形象，可能是荷鲁斯王衔的雏形。有学者认为，此时统治者为了提升自身的权力，发明了一套体现王权威严的象征手法。希拉康坡里斯第100号坟墓的壁画，描述了统治者高举权标击打绑着的俘虏；格柏林出土的彩色亚麻布，描绘了统治者猎杀河马的场景，这些场景成为日后埃及国王彰显王权的重要手段。涅伽达文化Ⅲ期（约公元前3200年—前3050年）出土的一个燧石刀的象牙刀柄上，刻画了白冠的形象。至此，古埃及历史上的两种典型王冠全部形成。随着埃及统一国家进程的推进，红冠逐渐象征着下埃及，而白冠成为上埃及的标志。值得注意的是，根据目前的资料，这两种王冠都起源于上埃及，由此可见国家形态的重要表达方式王权观念及其象征物最早在上埃及形成。此外，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刀柄上，描绘了手拿连枷的统治者的形象，古埃及历史上最重要的权杖至此全部形成。涅伽达文化Ⅲ末期，卡王坟墓出土的陶罐上记载了国家对上、下埃及收税的情况，由此可见此时已经出现专门的国家管理机构。
虽然埃及先民很早就有了原始宗教崇拜，但王权与宗教的紧密结合，是从涅伽达文化Ⅲ期才显现出来的。巴达里文化和涅伽达文化Ⅰ期，上埃及先民往往会在坟墓中随葬一些物品，并按照固定的方位把遗体侧身放置，说明此时上埃及先民已经具有原始宗教意识。涅伽达文化Ⅱ期，考古学家在希拉康坡里斯挖掘出一个大型祭祀中心，学界认为此时可能产生了某种群体性的宗教信仰。涅伽达文化Ⅱ末期，希拉康坡里斯的先民在涅亨城中修建了一座专门供奉荷鲁斯神的庙宇，这座神庙最终发展成为上埃及的宗教中心。涅伽达文化Ⅲ末期，阿拜多斯的统治者蝎王二世向此神庙进献供奉物，这表明荷鲁斯神已经成为古埃及的王权保护神。
综上所述，古埃及国家形成的主要动力是生产分工，随着生产分工的复杂化，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朝着国家形态的方向演变。尽管上埃及的农业革命晚于下埃及，但上埃及生产分工出现得较早，上埃及社会得以迅速发展。巴达里文化时期，上埃及的生产分工已经开始展开，社会贫富差距逐渐显现。涅伽达文化Ⅰ期，生产分工扩展到石器行业，贫富差距加大，精英阶层开始产生群体隔离意识，部分精英获得一定的政治权力。到涅伽达文化Ⅱ期，上埃及社会的分化进一步加深，精英阶层与普通民众的群体隔离已经建立起来，同时精英阶层内部也出现分化，原先获得政治权力的精英们掌握了更多权力，埃及王权逐步确立。随着上埃及地区国家的发展，上埃及的群体性宗教信仰逐渐兴起。涅伽达文化Ⅲ期，上埃及的王权得到进一步扩张，王权的象征物更加丰富，王权与神权的紧密结合，使得荷鲁斯神变成埃及的王权保护神，奠定了古埃及王权的基石。与此同时，下埃及的国家也开始发展起来。到涅伽达文化Ⅲ末期，上、下埃及逐渐统一起来，古埃及的国家更加成熟。
（作者：袁指挥，系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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