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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3年06月05日 星期一

    《文选》祖饯诗的体式流变及诗史意义

    作者:宋展云 《光明日报》( 2023年06月05日 13版)

      萧统将《文选》诗歌作品分为二十三类,其分类及选篇规则,不仅具有诗歌类型、题材的研究价值,也有体裁、风格、艺术手法等方面的多重意义。在《选》诗诸多类别中,“祖饯诗”尤为值得关注。饯别主题是历代文士不断吟咏的永恒话题,然而其体式特点及表现手法等不尽相同,需要详加辨析与考察。《文选》共收录魏晋南北朝时期七位诗人的八首经典作品,诸多作品的艺术手法却是各具特色。《文选》中的祖饯诗皆为五言诗,由于受到时代风尚、个人才情等因素影响,其体式结构、创作模式及艺术风格等各不相同。明清文士对于此类诗作的“正变”之分,流露出对于同类诗歌主题创作的辨体意识。循此思路加以研究,不仅有助于考察六朝祖饯诗的源流及演变历程,也利于深入探析此类诗歌的艺术规律及创作特点。

      在《文选》祖饯诗类目之下,李善注引崔寔《四民月令》曰:“祖,道神也。黄帝之子,好远游,死道路,故祀以为道神,以求道路之福。”祖饯诗原本与“祖道”仪式紧密相连,汉魏时期,祖饯诗中的“祖道”仪式逐步弱化,其饯别的实际功用更为凸显。《古诗十九首》以及“苏李诗”中,不少诗作涉及饯别主题。如《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之类离别场景描写,以及“苏李诗”中的诗句:“携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良时不再至,离别在须臾。屏营衢路侧,执手野踟蹰。”“我有一樽酒,欲以赠远人。愿子留斟酌,叙此平生亲。”其中对于饯别地点、赠别情景以及情感抒写更为细微,开启以五言创作祖饯诗之先河。不过,《古诗十九首》中和“苏李诗”有关饯别的诗作,一是作者存疑,不便于作为代表作家的典型诗作而推举为“祖饯诗”的典型,二是内容相对驳杂,“饯别”主题不够凸显,因此萧统将二者归入“不拘流类,遇物即言”的“杂诗类”。

      建安时期是“五言腾涌”的时代,曹植又是建安诗人的杰出代表,从其《送应氏》二首的诗题来看,更加契合“祖饯诗”的饯别主题和类型特点,因此萧统将此列入“祖饯诗”之首。此二首作品在话题、语汇、结构等方面,皆受汉魏时期祖饯诗传统的影响。《送应氏》其一写道:“步登北邙阪,遥望洛阳山。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此首作品“从洛阳起兴”,将惜别伤乱的主题揭示出来。汉末董卓之乱,洛阳的残破景象因此成为一种典型文学话题,在曹操、王粲等人的笔下皆有书写,曹植对此有所借鉴和发展。语汇方面,《文选》李善注提供了相关线索,如《送应氏》其一“念我平常居,气结不能言”,《古诗》曰:“悲与亲友别,气结不能言。”其二“清时难屡得,嘉会不可常”一句,李善注:“李陵诗曰:‘嘉会难再逢’。”又如,“山川阻且远,别促会日长”一句,与《古诗》“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句法相似。结构方面,二首诗作的首篇以应氏为写作视角,主要写去路之荒芜;第二首则结合清平之日难得,叙写留别之辛酸。此诗和汉代古诗侧重于单一场景的谋篇结构、复叠婉转的抒情方式有异曲同工之妙。与《送应氏诗》其一相比而言,第二首更具祖饯诗的典型性,与汉魏祖饯传统更加关系紧密。何景明曰:“此专送别意”,《文选评林》眉批:“此有‘河梁’遗响”,所谓“‘河梁’遗响”,正是对于以“苏李诗”等为代表的汉魏祖饯诗的继承与发展,萧统将曹植《送应氏》列为祖饯诗之首,其典范意义不言而喻。

      曹植的《送应氏》依次叙写社会背景、描摹饯别场景、寄托惜别之情,诗作结构清晰、层次分明、主题突出,可谓祖饯诗的“正体”,而《文选》祖饯诗中不乏“变体”。如西晋孙楚《征西官属送于陟阳候作诗》,除了开头“晨风飘歧路,零雨被秋草”以及结尾“乖离即长衢,惆怅盈怀抱”之外,全篇主体部分大谈玄理,何焯《义门读书记》评曰:“漫浪无归,等于狂易。时方贵老庄而见之于诗,亦为创变,故举世推高。”此作游离于饯别主题之外,而将老庄的齐物论思想以及达人知命的观点融入诗中,虽为祖饯诗变体,却在当时备受推崇。又如,谢灵运《邻里相送方山》,何焯评曰:“留别邻里,借以自解于徐、傅,又变体也。”此诗主题虽然为离京赴永嘉为官、送别故旧,其背后意图却是“自解于徐、傅”,当时徐、傅二人把持朝政,谢灵运政治失意,因此寻思远离政治中心,首句“祗役出皇邑,相期憩瓯越”,一个“憩”字,道出其半官半隐的政治姿态,也是向徐、傅二人表明立场。再如,沈约《别范安成诗》,何焯评曰:“清便婉约,自成永明以后风气”,沈约此诗不仅语言清新、风格流转,写法上也在《文选》祖饯诗中独树一格,诗中“勿言一樽酒,明日难重持”的款款深情,是对“苏李诗”的致敬,也是诗人经历暮年之别的深层感伤。

      何焯所言“变体”,侧重于诗歌主题、艺术风格等方面,除了上述被何焯誉为代表性“变体”的诗作之外,《文选》祖饯诗作品也是风格各异、笔法灵活多样。首先是场景描写,八首作品饯别场景不一,写法各异。或是描写战乱背景,叙说伤乱惜别之意,如曹植《送应氏》二首;或是宴会饯别,如潘岳《金谷集作诗》;或是三人饯别,如《王抚军庾西阳集别作诗》;或是暮年之别,如沈约《别范安成》。如此,由于饯别情景之异,《文选》祖饯诗也融入宴会、景色、时节、人物、交通等多样描写,与汉代较为单薄重叠的饯别情景不同,魏晋南北朝的诗作场景刻画更为丰富细腻。诗篇结构方面,六朝祖饯诗也呈现出多样性。如孙楚《征西官属送于陟阳候作诗》,此诗前后两部分送别,主体部分则为“忧乱之诗”。再如,谢瞻《王抚军庾西阳集别作诗》,诗作以“方舟新旧知,对筵旷明牧”发端,依次叙写“举觞”“榜人”“发棹”等饯别行为及情境,诗篇环环相扣、意脉相连。又如,谢灵运《邻里相送方山》,诗作以“祗役出皇邑”点明饯别之由,又以“各勉日新志”之类勖勉之词收尾,全诗首尾相连、前后呼应。再者,意象抒写方面,尤其是饯别地点的叙写,诸多诗作中提及饯别地点有河阳、方山、新亭、歧路等,这也成为六朝祖饯诗的典型送别地点及诗歌意象。诸多诗作中的自然物色意象也是丰富多彩,如孙楚之“零雨”、潘岳之“青柳”、谢瞻之“颓阳”、谢灵运之“衰林”、谢朓之“苍梧”,皆能直书即目、情景交融。语言风格方面,六朝祖饯诗呈现出由散趋偶、由质趋华的总体倾向。曹植的诗句“山川阻且远,别促会日长”尚留有汉诗遗韵,而谢瞻“颓阳照通津,夕阴暧平陆”、谢朓“云去苍梧野,水还江汉流”,此类诗句对仗工整、音律严谨,已经接近于五言近体诗。

      《文选》祖饯诗选篇精当、多为名篇,代表着六朝时期祖饯诗创作的典范样式。以《文选》祖饯诗为代表的诗作,其艺术风格及创作手法的多样性,在饯别诗史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首先,突出了饯别主题。萧统之所以不将“苏李诗”归入祖饯诗,很大原因在于其饯别主题不够明确。纵观《文选》所录八首祖饯诗,其在诗题、场景、内容主旨等方面有关祖饯主题的叙写大多较为清晰明朗。例如,诸篇诗题中皆有“送”“别”字样,且大多有赠别对象。诸诗中的饯别场景,虽然也融入了公宴、山水等主题,但饯别主题大多较为凸显。特别是南朝的几首诗作,多紧扣饯别而展开,或是主客对照,写离别之忧;或是写暮年之别,叙相思之苦,饯别主题的凸显,也意味着祖饯诗成为南朝重要的诗歌类型,对于唐代饯别诗创作的兴盛颇有影响。其次,丰富了表现手法。诗体流变的过程,其重要表现就是艺术手法的变化。从曹植质朴敦厚的《送应氏》,到沈约清便婉转的《别范安成》,其艺术手法并非日趋繁复,而是试图突破以往固有的祖饯诗创作模式,通变以求新。例如,对于饯别情景的描摹,诸篇作品不尽相同,或是前后呼应,或是铺排直叙,或是化繁为简,笔法各异、姿态万千。再者,强化了情感内蕴。送别是人类永恒的话题,而六朝祖饯诗情感内蕴或含蓄隽永,或质朴深沉,情感表达方式不尽相同。综观《文选》祖饯诗,呈现出由写境到写意的情感表达模式。曹植《送应氏》从社会乱离背景着笔,写离别难会之境;谢瞻《王抚军庾西阳集别作诗》描摹细腻,刻画出三人离别的眷恋之情;而沈约《别范安成》并未刻画送别之境,而是重在写意,道出了暮年离别的悲苦之意,因此孙月峰评曰:“一味说意,清空彻骨,是孟襄阳所祖”,此种写意笔法,对于唐代诗人如孟浩然等颇有影响。

      《文心雕龙·通变》曰:“望今制奇,参古定法”,一方面,文学作品需要学习前作,以求体正;另一方面,作家也需要关注时代特点,寻求新变。《文选》祖饯诗的正变之分,也体现出诗风变迁的时代特点。严羽《沧浪诗话》曰:“体制随异”,汉魏六朝五言诗发展,具体到不同诗类,不同题材主题,其表现手法、情感内蕴、风格特点亦有不同。所谓“变体”,首先是时代之变,正如孙楚临别以谈玄,此是受时代思潮与创作风尚的影响,因而在六朝祖饯诗中别为一体。变体,也体现出作家创作的个性特点。许学夷《诗源辩体》曰:“非有才不足以济变”,《文选》诗歌中很多作品,皆有作家追求个性、寻求新变的主观追求。如左思《咏史诗》,借咏史以咏怀,情感起伏顿挫,左思一改班固质木无文的咏史诗艺术风格。又如,郭璞《游仙诗》,寄托个体情志、文多自叙。正变之分也可以随时转化,某类诗歌作品典范意义的确定,往往由于作家的“望今制奇”而独抒怀抱,其变体遂成为后世典范,往往也能转变为“正体”。文学创作的体用关系颇为复杂,沿袭与创变、变与不变,情感与审美的时代性与多样性,也影响和牵制着文学作品的新变之路。不过,无论是正体还是变体,其创作特点、写作模式及艺术规律会指引后世作家,去不断追寻文学史上的“同类竞作”。谢瞻《王抚军庾西阳集别作诗》中的一句“离会虽相亲,逝川岂往复”,杨慎曰:“‘离会虽相亲’,杜子美‘忽漫相逢是别筵’之句实祖之。”在文学创作的定法与制奇的游戏规则中,历代作家寻求继承与突破,《文选》祖饯诗的典范意义或许正在于此。

      (作者:宋展云,系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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