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发展·大家谈】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这一重要论述为推动我国绿色发展提供了重要思想指引。笔者认为,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领会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扩绿”内涵,推动绿色发展,必须从“植绿”“绿值”与“绿殖”三个维度出发,实行“三绿”并举。
“植绿”行动是绿色发展的基本前提
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必须把“植绿”作为前提。“绿水青山”要变成“金山银山”,首先要有“绿水青山”。那么,“绿水青山”从哪里来?一方面是自然的造化和祖先留下的遗产,另一方面要靠我们自身的“植绿”行动,即通过植树种草、生态修复等活动绿化国土,恢复自然生态功能。
人类的繁衍生息与“绿水青山”相生相伴,后者所代表的自然资源为人类的生存发展提供了基本的衣食住行等保障。如今,良好生态环境更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成为吸引各种优质要素流入的重要条件——某地区生态环境状况的好坏,会影响人口、资本、技术、信息等要素的流入或迁出,进而促进或抑制该地区的发展进程。
尽管多年来,我国高度重视植树造林,森林面积总量位居世界第五位,国土绿化取得重要成效,但我国总体上仍然是一个“缺林少绿”的国家,森林覆盖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仅排名世界130多位。这就要求我们更加重视植树种草,把“植绿”作为推动绿色发展的重要抓手,在发挥“绿水青山”调节气候、保护农田、涵养水源、防风固沙、净化空气、防止水土流失等功能的同时,也为其转化为“金山银山”创造基础和条件。
“绿值”转化是绿色发展的重要保障
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必须以“绿值”转化为重要保障。以“绿水青山”为代表的各类自然要素,不仅具有重要的生态、经济和社会价值,还能为历史、文化提供传承载体,带来美的享受;而人们对“绿水青山”也多有珍爱,给予各种咏唱与赞美。遗憾的是,近现代以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生态资源的经济价值被过度强调,而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则在一定程度上被忽略了,导致出现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谋取经济利益的“竭泽而渔”式发展方式。
与传统经济学意义上的物质产品价值不同,绿色发展的成果并不一定全部表现为物质产出的增加,而是生态产品与物质、文化产品的结合。因此,要反映绿色发展成果,就需要对良好生态环境的价值进行评估、转化、交易,如实反映“绿水青山”的综合价值,从而推动“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
推动绿色发展,重视“绿值”转化,就是要重新发现“绿水青山”的价值,统筹考虑其生态保护价值、社会人文价值和经济发展价值,科学评估、完善政策、畅通机制,推动绿色资源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让人民群众通过提供生态产品和环保活动,使钱包鼓起来、生活好起来——只有真正看到“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人们才能真正树立起绿色发展理念,产生绿色发展行动,结出绿色发展硕果。
当前,开展“绿值”转化仍然存在一些现实困难和制约。例如,绿色要素、产品和服务定价难、交易难、标准多、差异大,人们在绿色产品和服务的消费上有“搭便车”心理等。为推动“绿值”转化、促进绿色发展,各地应积极探索“绿值”的评估、转化、交易,推动形成科学规范、公允精准、适宜好用的生态价值评估体系,畅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和途径,建立市场化的生态产品交易体系。
“绿殖”能力是绿色发展的根本途径
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必须提高“绿殖”能力。从绿色发展的视角来看,过去之所以形成高污染高排放高耗能低效益的粗放发展方式,重要原因在于,市场主体可以“短平快”地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却无需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付出应有代价。从粗放式发展向绿色发展转型,不仅要斩断粗放式发展的利益链条,还应使对生态环境有利的生态产品和服务获得更多收益。
“绿殖”是指把绿色资源转化为绿色资本,从而实现绿色资源价值的不断提升。“绿殖”反映了绿色资本自身增殖的能力,提高“绿殖”能力、拓展“绿殖”途径可以为市场主体带来不断增加的经济价值,让“绿水青山”源源不断地转化为“金山银山”。如果说“绿值”是在一定条件下生态环境价值的定量体现,反映了“绿水青山”能够转化为多少“金山银山”;那么“绿殖”则代表生态资本不断实现价值增值的能力,反映了既定的“绿水青山”要变成更多的“金山银山”,是绿色资源资本化的过程,体现了绿色发展机制的内在要求。
近年来,我国各地都在积极探索“绿殖”的实现机制和途径。截至目前,生态环境部在全国共命名6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探索了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做法和经验。但总体来看,各地仍然存在“绿殖”机制不畅、途径不多等问题,生态资源如何定价、变现以及如何可持续发展等仍然困扰着基层干部群众。虽然一些地方进行了探索,但有的倾向于“一锤子买卖”,有的通过行政手段强力推行,还有的存在转化风险过高等隐患……因此,在畅通“绿殖”机制和途径方面,仍然需要下大力气去蹚新路子。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伟大的创举。我们应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基础上,高度重视植树种草、生态保护和恢复等“植绿”行动,积极开展“绿值”转化行动,创新探索生态资源不断提高自身“绿殖”的能力;同时,深入推进污染防治,大力加快实现生产方式绿色转型,提升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为丰富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作出中国贡献。
(作者:王金胜,系山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