篆刻艺术之美

  篆刻为中国特有的一门传统艺术，最初以实用为功能，作为交流之凭证和权力之表征。唐宋元明以来，随着书画鉴藏及钤盖款印风气的盛行和文人画的兴起，讲究“诗书画印”相融，文人学士开始重视玺印，赵孟頫、王冕、文彭、何震等人以刀代笔、自篆自刻，文人治印之风气遂开，使得篆刻逐渐脱离工匠之手和凭信之用转而进入艺术领地，与实用印章分途发展。篆刻与书法、绘画鼎立，成为兼具实用与欣赏的艺术。

  篆刻表现空间虽小，但方寸之间，集书法、绘画、雕刻等元素于一体，还可与现代设计相沟通，纳须弥于芥子，气象宏大。其印面之美，呈现在字法、篆法、刀法、章法等方面，为篆刻艺术精义所在。此外印文、边款所蕴含的书法、文学意味，亦可资品赏。

  本文重点撷取历代篆刻精品，从篆法、章法、刀法、边款及设计的审美元素入手，带读者认识名印的艺术和美学价值，从而进入篆刻的艺术世界。

篆法之美

  篆刻的艺术生命植根于书法，又独成一类，二者相互滋养。以何种书法字体入印，即“字法”，是指择选入印文字的字形和字体及辨别其正误的方法和原则。“篆法”和“字法”密切相关，指选定“字法”后因入印所需而作艺术处理的方法和技巧（入印文字以篆书为主，故习称“篆法”）。简单来说，“字法”体现了篆刻的学术性，而“篆法”则体现其艺术性。篆法之美，蕴涵了书法和字法之美。

  如秦印“李恢”（图1）为典型的“日”形界格半通印，以秦篆为字法。二字在印中所占位置均分，但“李”略取纵势，以竖直线为主，上下顶格，左右收敛，但“木”旁下两斜画呈对称弧线略微开张，将“李”字周边四角留红，立显活泼。而“恢”字整体取横势，字形压扁，与上字成纵横对比之势，篆法非常独特，三个部分“心、又、火”互相斜靠，团聚一气，姿态各异，极富美感。

  汉印“楚司马印”（图2），以汉篆为字法，“楚”“司”（图3）二字相比《袁安碑》，“楚”字篆法独具匠心，将“疋”旁上部嵌入“林”部之间，弧线基本处理成直线，“司”字最右侧长斜竖缩短和“口”旁齐平，整体平正方直以适应方形印面。

  从上面两方秦汉印的分析，可窥见平整之印面蕴涵一种典雅堂正的篆法之美。这种篆法也造就了秦汉印平实的章法，为初学篆刻之最佳法门，故“印宗秦汉”自有其理。

  但齐匀平实的汉印，其篆法也变幻无穷，如这三印中（图4）皆有“延”字，除“廴”旁稍变外，“正”形上部笔画尤见巧思，分别作“一、⺁”和盘曲形，篆法各异，在印面中非常和谐，不能互易。我们要从这些具体而微的细节入手，去欣赏屈伸收放、揖让穿插、增减合并、承接呼应的篆法之美。

  有宋一代“金石学”兴起，明末清初在“考据学”的推动下达到鼎盛，促使“印中求印”到“印从书出”“印外求印”的转变。金石鼎彝、秦权诏版、汉灯镜铭、古陶砖瓦、钱泉货币、六朝造像之铭文及甲骨文等古文字材料渐次出土，皆为印人吸收，极大开拓了篆刻用字范围，篆刻家对这些素材融会贯通，开创自家风貌。邓石如、吴让之、赵之谦、黄士陵皆为其代表。黄士陵治印，字法取资丰沛，金文外，汉魏碑刻篆额、泉币诏版皆为所用。黄士陵对字法出处非常讲究，可谓“下笔有由”，正是其取法来源的开阔和严谨保证了其篆法的成功。

章法之美

  篆法是对字法的艺术处理，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章法，每个入印文字的篆法及相互依存布排，就构成印面的整体章法，可见章法随篆法之变而变。篆法千变万化，那章法也理应如此，但万变不离其宗，是有规律可循的。赵之谦曾“阅古印不下三千”，发现章法“率大同小异，盖一聚一散”，赵氏以“聚散”为章法总则，虽不算全面，却十分精准。章法核心是对比关系，如平正、疏密、轻重、开合、虚实等等，和聚散同理，但又需彼此和谐，这与中国哲学阴阳对立统一的思想密合。

  著名的战国燕系古玺“日庚都萃车马”（图5），印文分左右两列靠边排布，中间虚空。“日”“庚”和“萃”“车”分别上下穿插，两字黏合成纵势，“日”“萃”相向倾斜，顾盼生姿，最底下“马”和“都”则字形拉宽成横势，“马”字代表鬃毛的三横画与“都”字“邑”旁相靠，使左右两排得以联系，整体形成“U”形章法。全印纵向排叠紧密，横势参差舒朗，既团聚又开张，视觉效果甚佳。此章法亦见于白文古玺，如右酖王玺，左廪之玺，可见“U”形为古玺中经典的章法模式。近人钱君匋“午斋钱塘之玺”（图6）便从此中化出，得其三昧。

  上文提到赵之谦总结“聚散”原则，其印亦践行之，对于不同的白文印，赵之谦通过篆法的变动，造成强烈的聚散关系。“赵之谦”印（图7）中“赵”字独列，右下留红，“之”左右两笔上移，造成印面左上角留红；“汉学居”印（图8）中“汉学”二字笔画繁多，却聚在一起，“居”笔画少却独占一排，字形拉长，真是疏者愈疏，密者愈密。两印的章法，疏处通透空灵，密处茂实浑厚，可以看出赵之谦超凡的艺术才情。

  说到疏密、聚散的章法，就不得不提邓石如的名印“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图9）。邓氏不仅是篆书大家，篆刻也开宗立派，又有诸多篆学思想，如“印从书出”，此印字法取其擅长之小篆，篆法上保留了很多书法趣味，刚健婀娜，方圆相济；又如“疏处可使跑马、密处不使透风”，这方印也完美地诠释了此一美学理念。全印八字分列两排，左列一密三疏，右列一疏三密，又斜角呼应，堪称典范。这种章法其实在汉印中已经出现，可见任何艺术创新，皆有根源活水，要继承前人精华，在传统的土壤中才能开花。

刀法之美

  文人以石治印，运刀镌刻之方法、技巧即谓之刀法。将融合字法、篆法、章法的墨稿转化为朱迹，在刀石触发之间会产生不同的线条质感和风格，进而传递其笔意和刀趣，刀法之美便蕴含其中。

  以何震、汪关为例，二人皆善用冲刀，但呈现的线条完全不同，印风也大异其趣。何震（图10）印风气雄力健，苍劲古朴，用刀刚锐猛利，势如破竹，刀刀畅爽不疑，痛快坚决，方折处刀痕毕露，印面崩裂残破，线条劲挺生辣，极富金石韵味。同一种刀法，在汪关（图11）却是另一种景象，无论汉印、细朱文、玉印、鸟虫，用刀精细入微，纹丝不苟，冲中带削，刀痕难觅，线条光洁秀逸，含蓄稳健，一派从容儒雅的君子风度，充满书卷气息。其后林皋、王福庵、陈巨来等皆受汪关滋养，印风更加工致，线条清通明快、刚中寓柔，如精金美玉，给人以冲和恬静的美感。

  邓石如、吴让之（图12）等用冲刀则轻灵松活。线条圆转多书法笔意、婀娜多姿。除冲刀外，还有切刀，以浙派为代表，如丁敬（图13）用刀短切涩进，节奏舒缓，其线条如锥画沙，古雅醇厚。还有齐白石（图14）的刀法也非常有特色，其印风醒目，多单刀直冲，气势恢宏，有一种锋锷所至、石屑纷飞的画面感，线条酣畅淋漓，转折方硬，又见笔墨情意。刀法在他这有独立的审美趣味。最后来看吴昌硕（图15）的印，朱文边款崩裂，线条苍古老辣，有朴拙静穆之气。吴氏曾对陈巨来道：“我只晓得用劲刻，种种刀法方式，是没有的。”似乎吴昌硕不拘刀法程式，其实这是融会百家集大成后，化刀法于无形的结果。

边款之美

  战国秦汉玺印多不具款，隋唐官印始见，多记录官署、年月。文人治印后，边款方才盛行，有单款、双款乃至长款，内容包罗万象，隽永可读，或谈艺品评，或叙情述怀，耐人寻味。形式亦多姿多彩，图文并茂。印人在此充分展现其书法、绘画、字学、文学素养和字法、篆法、章法、刀法功底。所以边款不仅增加了篆刻的艺术意涵，还是独立的审美对象，值得我们细加品赏。

  “琴罢倚松玩鹤”（图16）印据称为文彭所刻，以行草书写长款，再双刀施刻，墨拓后有如法帖，可作书法碑帖艺术品来鉴赏，且与印文之红相得益彰。读其款，如见嘉遁无闷之隐逸生活，令人神往。

  苏宣、吴让之等亦常以行草刻单款，但边款中最常见的字体是楷书，此外还有隶书、篆书。除书法外，边款中还可见绘画元素，如赵之谦（图17）以汉画像配汉篆及魏楷，犹如碑版，极富视觉效果。吴昌硕印款（图18），以其夫人背影配以阳刻北碑楷书，犹如“始平公造像”，吴氏因战乱与夫人未及相见，待劫后归乡，夫妻已阴阳相隔，读之令人唏嘘。

设计之美

  篆刻之美除了上述的古典元素外，还有其当代性，体现在现代设计中，最有名的莫过于北京奥运会的中国印（图19），此外首都博物馆（图20）、海昏侯国遗址（图21）标识等也皆化用篆刻形式，前者取法九叠篆，后者则取法出土烙马印。

  传统文化和艺术，不仅要潜究其自身价值，还必须要结合当下语境，准确而完整地将其精华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传递给大众，并融入他们的生活。唯有大众认可和欣赏，并从中获得情感、精神和心灵上的滋养、愉悦和熏陶，才能生生不息。

  （作者：陈建胜，系中国美术学院外聘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