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更多人带去欢乐和知识

  【一线讲述】

  40多年来，我在乡村放映电影3万余场，服务乡亲近80万人次，行程超过30万公里。

  小时候，每次看到邻近乡村放映电影的海报，我就天天掰着手指等，不管多远都会跑去看。听到村子广播通知晚上在大队放电影，更是激动得恨不得快点天黑，早早就去抢座位。1982年我高中毕业，正好谷洲镇电影队要增补一名放映员，我赶紧去应聘。当时竞争还挺激烈的，来了20多个竞聘者。经过笔试面试，我终于如愿以偿，成了一名专职电影放映员。

  我还记得20世纪80年代大家水泄不通地围着幕布看《上甘岭》《南征北战》《少林寺》时的场景。每个人都那么入神，时而拍手叫好，时而热泪盈眶，时而唏嘘不已。我经常跑好多村子放影片，最多一次连着熬了5个通宵。

  后来，随着电视普及，6个人的电影队渐渐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认识的放映员朋友大多改了行，身边人也总劝我去经商。但我始终没动摇，一个重要原因是，还有不少村民是电影的“忠实粉丝”，而且我发现，放电影是在农村传播科学文化知识的好机会。

  除了时不时放映一些科普电影，我还经常利用放电影前后的时间，给乡亲们讲讲种植、科技、移风易俗、疫情防控方面的知识。后来，我有了个“新身份”——普法宣传员。在农村，很多人不清楚怎么用法律手段处理问题，遇到侵权很难维权，一些小事常常演变成纠纷。于是，我自学法律，带着大家读普法读本，还把喇叭放在车顶上，循环播放相关知识。放电影前，我把普法知识和法律案例做成通俗易懂的幻灯片播放，乡亲们理解起来更容易了。

  做放映员是个苦差事。现在我腰伤很严重，弯腰都很吃力。这是因为2007年7月的一个深夜，放完电影骑摩托车回家时，连人带车滑进了路边水沟。想到还有很多电影放映任务，我就没有住院治疗，而是简单处理了伤处，后来一直没好利索，落下了病根。2008年6月25日,我正在离家十多里外的西岭村放电影，却接到了父亲病危的电话。待我把电影播完快速赶回，已错过了见父亲的最后一面。

  2003年，我用家里准备盖房子的4万块钱买回数字放映机。2011年，看到乡里还没有电影院，我就把家里的二楼装修成能容纳100多人的公益电影放映厅，自负片租、电费及其他所有费用，节假日免费为乡亲们放电影。这些年，乡里有了电影院，村里文化娱乐活动也多了不少，但还有不少村民喜欢来我的电影院里，吹空调、看免费电影、听公益科普宣讲。

  我将坚持这份事业，为更多人带去欢乐、带去知识。

  项目团队：

  本报记者 陈之殷、赵秋丽、龙军、冯帆、禹爱华、张勇、张锐、王斯敏  本报通讯员 潘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