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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6日 星期一

    林冠夫:萧斋寂寂一灯红

    作者:郭 睿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6日 11版)

        林冠夫

        林冠夫的部分著作

        林冠夫的部分著作

        林冠夫的部分著作

        林冠夫的部分著作

      【学人小传】

      林冠夫,1936年生,2016年去世,浙江永嘉人。

      1957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1962年毕业,同年考取复旦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师从刘大杰、朱东润、蒋天枢、鲍正鹄、王运熙等,1965年毕业。曾在中国影协、国务院文化组工作,1975年始任职于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今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曾任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著有《红楼梦纵横谈》《红楼梦版本论》《红楼诗话》《梅杈楼文集》《中国科举》等专著,散文随笔集《溪山话本》《秦淮旧梦》等。

      【述往】

      林冠夫先生是知名红学家,既有极高的文艺理论造诣,又亲身进行诗文创作。他常年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研究生开设《目录文献学》和《诗学》两门课程,讲授古典文献的源流、古典诗词的批评与鉴赏。十几年前我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进修时,有幸聆听林冠夫先生的这两门课,顿生倾慕之情,后来经常陪伴在他身边,听他聊学问、聊往事。林先生已经去世六年了,他那种颇具古风的学者范儿还深深印在我的脑子里。

    复旦十年

      林冠夫先生1936年出生在浙江永嘉的一个书香门第,受到了良好的基础教育。他聪慧而又不乏勤奋,中学时就博览群书,并打下了良好的写作基础。高中时,他创作的寓言《梨树的遭遇》轰动一时,后来被收录到《中国新文艺大系(1949—1966)》的儿童文学集里。

      1957年,林冠夫先生以优异成绩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本科5年,研究生3年,因为“文革”,又在学校滞留了两年,前后一共十年,他直到1967年才分配到北京工作。

      在复旦大学的十年是林先生最为难忘的岁月,他给我说得最多的就是这段时间的生活。当年的复旦大学中文系,汇聚了朱东润、刘大杰、蒋天枢、赵景深、王运熙、鲍正鹄等诸多大家,林先生一一跟我讲过这些先生的学问、风采。他研究生时的指导老师是刘大杰和朱东润两位先生。刘先生讲课很精彩,一上课,窗台上、讲台前都挤满了学生,而且到了下课时间,大家还意犹未尽,搞得刘先生不得不拖堂,下节课的授课老师只能在教室门口提醒。“反右”时,有人在会上批判刘大杰先生,他坦然接受,态度极其诚恳,可会议一结束,走出会场,他就把手里的文明棍耍成了圈,兴致盎然地回家了。这足见刘先生之胸襟。朱东润先生除了学问好,书法也十分了得。当年他写的大字报,在夜里常常会被人偷走。林冠夫先生的书法也受到过朱先生的指导,尤为有趣的是,朱先生让他用毛笔画圈以练习运笔。林先生说及此事,我不由想起了达·芬奇画鸡蛋的故事。此外,蒋天枢先生的文人气质,鲍正鹄先生的幽默诙谐,赵无极先生的叔叔、复旦老教授赵宋庆先生夜里在房顶讲星斗,在王运熙先生家里彻夜畅谈……林先生讲述的种种趣闻轶事,虽然轻松好玩,却也不失为另一个角度的学术史,让我们这些年轻人能够近距离感受老一辈学者为人为学的风范。林先生还跟我说,老师们对他太好了,但是这些先生都走了,他无法回报。此时,他眼里已经饱含热泪,声音也有些颤抖,顿了顿,接着说道:“如今,我只能把这种‘好’继续传递下去,传给自己的学生。”

      第一次到林先生家里拜访时,我告诉他,我是山东济宁人,林先生说他跟山东人有缘,几个好朋友是山东人。他上大学时,条件艰苦,年轻人饭量又大,总是吃不饱,每天饿得肚子咕咕叫。有位同学迟赵鹗(林先生叫他迟大哥)是山东日照人,每次从家返校,都会背回一包袱煎饼。到晚饭时,迟赵鹗就从包袱里抽出一张,一撕两半,一半塞到林先生的饭盒,另一半自己留下,然后才去打饭。有这半张煎饼垫底,林先生晚上就能睡个踏实觉了。

      有一年“五一”前后,我陪林先生到浙江师范大学访学。那天坐的是晚上的飞机,从北京飞到杭州,再乘汽车到金华,已经是晚上11点了。林先生突然提出要去汽车站吃一碗炒粉干。浙江师范大学陈建军教授把我们拉到了金华汽车站,找了一个路边摊,点了三份炒粉干,特意嘱咐店家多加点香肠火腿。我们在简易的棚子里坐下,不一会儿,热腾腾的炒粉干端了上来,林先生尝了尝,不禁动容:“嘿!就是这个味道。”原来,林先生在复旦大学读书时,从上海到他的老家温州没有直达车,每学期开学或者放假回家,他只能先到金华中转。每次到了金华,他都要先吃一碗炒粉干,然后再赶路。不过他说,那时的炒粉干里可没有这么多好东西。他一边说着,一边夹起一块香肠给我们看。

    魏晋风度

      林冠夫先生的身上有一种魏晋风度,有一种洒脱与豁达。特别是退休以后,他的生活更是随心所欲。跟他熟识的人都知道,他睡得晚,每天中午才起床,吃饭、泡茶,开始读书或写作,熟人是绝对不会上午去打扰他的。

      林先生家是从下午或者傍晚才开始热闹起来。有段时间,我的住所与先生家仅一路之隔,从我的阳台能看到林先生的书房。每当华灯初上,我就能看到林先生家里有没有客人,有些客人的身影我还很熟悉。有些朋友知道我和林先生住得近,去拜访林先生时,顺便打个电话约我一起去聊天。倘若没有客人,我也会过去陪他聊会天。那时,林先生家里经常是高朋满座。无论学生还是朋友来家里,都不拘束,多是自己动手做菜,然后喝上几杯,这是林先生最开心的时候。他希望大家把他那里当作家。他曾经给我的一本书写过一篇序,题目是《窗口灯光依旧》,说的就是此时的情形。

      林先生对学生永远那么和蔼、慈祥,所以有人说林先生脾气好,但是他们也许不知道,林先生为人极其豪爽,而且颇有几分侠义,也有“兄弟不伺候了”的决绝。林先生说,他年轻时还是有些酒量的,但是我跟着林先生时,他已喝得很少了,因为血压有些高,大家都不让他多喝。听陈建军兄说,中国艺术研究院在恭王府办公的时候,林先生的工资和稿酬几乎都花费在学生身上了。他常说,学生没有钱,他这里还有几块好花。

      林先生善书,很多人都找他索要书法作品,美其名曰“求”。兴致来时,他一般不会拒绝,但若无兴致,任你百般哀求,先生也只是默默抽烟,岿然不动。我们学生总是有着优厚待遇,往往有求必应,所以很多仰慕林先生而又怕遭到拒绝的朋友,经常会绕个弯来找我们,学生的面子,林先生还是要给的。然而林先生也有“文辞不雅不书”的脾气,对于一些稀奇古怪的题字请求,他总是断然拒绝。林先生淡泊名利,很多人上门恳请林先生参加一些书法展览,他都一一回绝,用他的话说:“我不是书法家,我只是偶尔用毛笔写几个字而已。”

      林先生去世前几年,曾到济宁考察运河,那个礼拜就住在我家里,这样方便我们照顾,毕竟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在太白楼附近,我和朋友带他沿着老运河漫步,林先生给我们讲了些李白的趣闻轶事,以及李白和杜甫的关系,他把李白归纳到一类文人里面,而把杜甫归纳到二类文人里。

      临回北京前一天,林先生对我说,今晚我要写几个字。我听了很开心,理纸研墨侍候。他先给我的书房撰了一联“入座蛩鸣添静趣,穿檐商角涤尘心”,接着又给我们家里的每个人和这些天接待了他的朋友都写了一幅字。他说:“秀才人情纸半张。这些天你的朋友们很辛苦,林某也只能这样了。”后来,我把这些书法送到朋友们手上时,他们都有点受宠若惊的欣喜。林先生担心的是,他的济宁之行让我欠下一堆人情,却不知,我的这帮朋友都为能陪伴他而感到荣幸呢。

      年轻时在“五七”干校,林冠夫先生与著名学者王朝闻先生分在一个队,虽然王先生年长林先生20多岁,但两人关系十分融洽。林先生在《溪山话本》中曾有文章记载,在那枯燥的岁月里,两个人在冬天的窝棚南墙,抱着铁锨,把手缩到袖筒里,偷偷地聊一些文艺研究方面的事。后来两人成了同事,都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或许是出于文人的清高,作为普通研究员的林冠夫,跟已是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的王朝闻有意疏远了。有一次两人在研究院门口不期而遇,林先生刚要躲开,便被王先生叫住,并质问道:“林冠夫!你怎么回事,为什么老是躲着我?”林先生笑了笑,淡淡地说:“你现在是领导,不宜过于亲密,有攀附的嫌疑。”“你这个人啊!”王朝闻用手指了指,无奈地说:“还这么老夫子……”即便如此,两人的感情还是不同一般。我曾经听林先生说,有一年清华大学中文系想调他过去执教,他也动了心,就去跟王朝闻先生商量。王先生思考了一会儿说:“在这里做你的研究多好,何必要跑到清华去?”此事便戛然而止。

      郑雷先生曾为林先生撰了一联:“湖海平生意气,记青史徵心,红楼说梦;鱼虫半世功名,有缃囊贮略,碧纱笼诗。”林先生对此甚为满意,这副对联一直悬挂在先生的客厅里。

    红楼诗心

      林先生以红学家闻名于世,但他有一枚“误入红楼”的闲章。他常常自嘲:研究《红楼梦》无非为了填饱肚子,混碗饭而已。

      林先生研究《红楼梦》,要从197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启动《红楼梦》校注本说起。那个校订小组汇集了全国各地多位著名学者,成立了一个不小的“班子”,历时七年,完成了《红楼梦》校注本。这个版本的《红楼梦》自1982年出版后,一直盛行不衰。在《红楼梦》新校本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吕启祥先生说到这个专家组:“所谓‘调集专家’是一个夸张的说法,但确实集中了一批学人,来自东南西北,主要是高校。最初集中了12人(人民日报李希凡,人民大学冯其庸,文化部沈彭年、林冠夫,人民出版社胡文彬,吉林周雷,山西刘庆库即刘梦溪,复旦大学应必诚,上海师大孙锁顺即孙逊,中山大学曾扬华,北京大学沈天佑,北京师大的我)。”林冠夫先生从“五七”干校回到国务院文化组不久就被抽调到这个小组,也就是后来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

      吕启祥先生在文中又说:“校出了分册装订的大字本征求意见稿,向北京、上海、苏州、南京、扬州、镇江、合肥等地征求意见。一年多后,小组很多人回原单位,冯其庸、林冠夫、应必诚、周雷、沈天佑和我等留下,又借调来安徽师大朱彤、哈尔滨师大张锦池、杭州大学蔡义江、中央戏剧学院祝肇年。以后,他们也先后返回原单位。随着艺术研究院和红学所的建立,又陆续调来了陶建基、徐贻庭、顾平旦和丁维忠,接着工作直至完稿。”就这样,林冠夫先生留在了红楼梦研究所,直到退休。

      其实,林先生进入校订小组,以至在红楼梦研究所工作了一辈子,倒也并非没有一点缘由。林先生特别喜欢《红楼梦》,据林先生自己说,他在中学时就曾反复读过《红楼梦》,而且还爱抄写里面的诗词。他最喜欢史湘云,因为史湘云心直口快,不拘小节,开朗豪爽,而又才情飘逸,尤其是她那淘气的样子,敢于喝醉酒后在园子里的大青石上睡大觉,她这个人竟然这般可爱,真是痛快,可以说史湘云这个形象身上有林先生向往的魏晋名士的影子。

      林先生说,自己研究红学无非是为了“饭票”,然而,他的《红楼梦版本论》《红楼梦纵横谈》《秦淮旧梦》《红楼诗话》等著作在红学界却有着广泛影响。当然,不研究红学的人也许很少了解林冠夫这个名字。资料搜集和学术研究是比较寂寞的门道,不做具体研究的人未免觉得有些枯燥。

      说到林冠夫先生的红学研究,首先要说《红楼梦版本论》。此书从酝酿到出版历时30余年,对《红楼梦》现存各种版本的发现与收藏、流传与研究加以详尽的阐述论证,通过各个版本的研究挖掘出以往红学研究未曾注意的诸多问题。书稿完成后,林冠夫先生将其呈给老师朱东润先生检阅,朱先生读后大为赞赏,觉得行文流畅,毫无晦涩艰深之感,可以说是学习文献、版本知识,鉴别《红楼梦》扑朔迷离版本的重要而权威的著作,于是提笔为这本著作题了签,以此作为对学生的肯定。林先生给我讲到这个地方,声音有点凝噎,接着又说,如果不是先生们的鼓励,我或许很难坚持下来。

      2008年6月,中国书店出版发行了《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大红袍精装本,前面用了两篇文章作为引首,第一篇是胡适先生的《跋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第二篇就是林冠夫先生的《说〈红楼梦〉甲戌本》。

      林冠夫先生去世一年后,中国艺术研究院开过一个追思会,红学家胡文彬先生在会上回忆:“在当年整个校注组十三个人中,只有林冠夫先生和周雷先生才是真正懂得版本研究的学者。而就整个红学研究来说,林先生与台湾的王三庆先生才是首推的版本专家。虽然他们的见解因为所能见到的资料有所不同而不尽一致,但两位学者的治学路数却异曲同工。”胡先生还回忆起当年一批学者集中在一起共同完成新校注本时,大家经常在恭王府藤萝苑中讨论《红楼梦》中的诗词曲赋等问题,林先生有许多见解都得到了大家的认同。

      林先生说到底还是诗家本色,虽然他留下来的诗不多,但是都非常精彩,其中有几首即是咏《红楼梦》人物的。我曾经想着把他的诗收集起来,刊印一本《梅杈楼诗稿》,当我把这一想法告诉他时,他笑着摇摇头说:“不必了,我的诗太少了,以前没有留意,写了就丢了,现在都记不起来了,能记录下来的也只有几十首而已。”

      我读过林先生的不少诗,其中一首诗可以视为林先生的“自画像”:“远巷鸡声逐晓风,萧斋寂寂一灯红。残编漫理初长夜,身在葛天古国中。”

    “梅杈”依旧

      林冠夫先生的书斋名为“梅杈楼”,很多人都以为林先生喜欢梅花,所以书斋名取“触目横斜千万朵,赏心只有三两枝”之意。起初我也这么认为,因为我听说有一年他觉得诸事不顺,就让一位画家为其画了一幅自上而下的垂枝梅花,题为《倒梅图》,意指“倒霉”。我问他“梅杈楼”的出处,没想到,他哈哈大笑:“买菜才下楼。”原来“梅”对应“买菜”,“杈”对应“才下”,取其温州方言的谐音,又运用反切知识,于是拼合成这个书斋名。

      林先生晚年,他的长子长华请了一位保姆每天给老爷子做家务,林先生最初不同意,最后有所妥协,保姆一个礼拜去一次。保姆来时,就多做一些饭菜,放到冰箱里。林先生想吃了,热热就行。有好多次我下午去他家,一开门就闻到刺鼻的焦煳味,厨房还冒着烟。我赶紧去看,原来锅上蒸着菜,水干了,菜都煳了林先生一看起书或者写起东西来,就把厨房的事给忘了个干净。我们担心,林先生总这么吃饭,长久下去对身体不好,就劝他还是依照长华大哥的意见,请保姆每天来上班,但他一直摇头。

      林先生吃饭很是应付,喝茶也如此,往往一杯茶从中午喝到晚上。有人来了,他挥挥手:“自己泡茶。”有时,我看林先生的茶杯里已经没有了颜色,就想给他换一杯,他说不用,这样正好,淡茶不影响睡眠。

      林先生独住在一个大房子里,有人认为他喜欢清静,其实并不是。老朋友、学生们来了,热热闹闹的,他也十分开心。林先生的确到了无可无不可的境界,世间的纷杂琐事,他早已看得云淡风轻。他曾自撰一联:“一椽斗室,临窗亦能赏人间南来北往;半簏残书,闭户聊可供灯下西抹东涂。”

      后来我回到老家工作,见林先生就没有那么方便了,每隔一段时间总要打个电话,问问他的近况。那时,我最希望听到的就是他说“老一套,老一套”,这是他的口头禅,也就是一切正常、一切照旧、一切都好的意思。到了最后两年,他似乎就很少说了。2016年10月28日,我去长华大哥处看他,那天先生精神还好,我问他《中国科举》那本书要不要重新设计一下封面再版,还有他的《诗学讲义》《目录文献学讲义》是不是整理出来出版发行,好让更多人看到,我听说很多人都在找这两个薄薄的册子。他摆了摆手,说:“这些都无所谓了。”11月17日,长华大哥给我电话说:“老爹情况不妙。”我以为林先生还能和往常一样,迈过这个坎,不料两天后他就与世长辞了。

      林先生辞世六载,学生们无时不在思念着他。回首前尘,仿如春风拂面,“梅杈”依旧……

      (作者:郭 睿,系山东理工职业学院副教授、澳门城市大学艺术学博士生)

      (本版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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