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契美尼德波斯帝国统治下的中亚地区

  阿契美尼德帝国，亦称古波斯帝国（公元前559年-前330年），是历史上第一个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其中心位于现伊朗西南部的法尔斯省，统治区域从欧亚草原及印度河流域延伸到埃及和地中海沿岸其他地区。正是在这一时期，作为古代丝绸之路核心区域的中亚首次出现在历史文献中。依照古波斯王室铭文，包括巴克特里亚、帕提亚、粟特等在内的中亚诸省从公元前6世纪晚期起就已经成了阿契美尼德帝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波斯国王对中亚的统治究竟是实际上的还是名义上的，学术界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历史学家们从古典文献和阿契美尼德王室铭文出发，推断古波斯帝国从大流士统治时期（公元前522年-前486年）开始就对中亚实施了统治；艺术史学家们聚焦于帝国首都波斯波利斯和附近古波斯王墓前的摩崖石刻上刻画的国王与包括中亚人民在内的帝国各地属民形象，指出作为官方艺术，这些浮雕历数帝国诸省子民，意在彰显波斯国王的伟大，但并不一定反映历史现实，因而不能据此推断帝国中央与中亚的关系；考古学家们则基于中亚的物质文化材料，指出在该地区并未发现任何典型的波斯风格的器物，其陶器也没有展现任何与帝国中心相关的特点，强调阿契美尼德帝国对中亚的统治并未给当地造成任何值得关注的影响，进而推断波斯国王对中亚的统治可能仅仅是名义上的。

  近年来，随着新的文献材料的发现和刊布，我们清楚地认识到阿契美尼德帝国具有一个严格的“大一统”的管理体系，而中亚在大流士时期就已经融入了这个体系。中亚与波斯腹地之间存在着频繁的往来，来自粟特、帕提亚、巴克特里亚、犍陀罗等地包括王子、总督、使节、书吏、工匠、导游、士兵、劳力等在内的差旅人员，通过四通八达的“御道”抵达帝国腹地法尔斯和西部各地，例如苏萨、巴比伦、上埃及的象岛等；同时，来自希腊、小亚细亚、米底等地的因公出差人员也会沿着这些路线前往东方。除人员流动外，中亚的物资——从青金石、绿松石、红玉髓、黄金、象牙等贵重原材料，到羊毛织物、石质礼仪用具等成品——也作为礼物或贡品流向帝国中央。在波斯波利斯府库中就发现了两百多件绿玉髓制成的杵、臼、盘等器物，其上墨笔书写的阿拉米语题记表明它们原本来自阿富汗南部阿拉霍希亚。在阿富汗南部旧坎大哈遗址发现的埃兰语楔形文字泥板，其泥板类型和使用的术语与波斯波利斯出土的埃兰语管理文书并无二致；出自阿富汗北部的原本可能属于巴克特里亚某位总督的、书写在牛皮上的阿拉米语档案，在语法和用词上都与上埃及象岛发现的阿拉米语文书如出一辙，表明中亚的各级官僚机构无论是在行政管理人员的训练上，还是在具体的管理方式上，都展现了与帝国中央和其他行省的高度一致性。帝国各地的官吏们显然接受了统一的学校训练，甚至可能使用了同样的课本。不仅如此，阿富汗阿拉米语文书中纪年为“亚历山大七年”的文书显示，即便是在古波斯帝国灭亡之后，中亚依然在使用阿契美尼德帝国的管理体系。也就是说，依照管理文献，阿契美尼德帝国对中亚的统治并非仅在名义上，它在实际上确实是存在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去解释文献和考古材料之间的矛盾呢？

  “制度景观”和“景观考古”的研究理念和方法，分别为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切入点。管理文献反映的是日常生活中发生过的事件，故其记录是真实可信的。据此可以假设，在物质层面上，阿契美尼德帝国对中亚的统治必然会以某种方式留下一些痕迹。当然，这有可能是类似纺织品等不易保存的材料，但即便如此，我们也应该能找到某些证据（例如纺轮）。荷兰历史学家亨克尔曼在对古波斯帝国统治机制进行研究时，借用了“制度景观”的概念，即将“帝国”视为一个由各种制度相互交织而形成的网络，指出这些制度的存在和实施，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关联与互动，在某种程度上都会映射在物质层面上。阿契美尼德管理文献显示，在波斯帝国内部四通八达的道路网络上设有大量驿站、作坊、粮仓、府库、集市、牧场、桥梁、堡垒、中心城市、卫星城镇，甚至王室或高级官员使用的宫殿和庄园等不同类型的站点。随着近年来对古波斯帝国研究的深入，亨克尔曼的假设在帝国中心和西部都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验证。因此，要研究古波斯帝国中央与中亚的互动关系，我们必须要提高立足点，从更宏大的视野中寻求帝国管理制度对中亚人文地理景观的影响，景观考古就是这样一种方法。

  景观考古是目前国外考古学领域迅速发展，并已经被广泛使用的一种方法，其特点在于通过3S技术——即遥感技术（简称RS）、地理信息系统（简称GIS）、全球定位系统（简称GPS)——和地面勘查，结合考古发掘和文献研究等，提供一个广阔区域在某个特定时间段内的动态视图，帮助研究者追踪影响人类历史发展与演变的人为的和自然的因素。针对阿契美尼德帝国时期中亚的具体情况而言，我们可以通过景观考古的手段，考察该地区在被纳入古波斯帝国之前和之后的遗址特点，考察其在不同时段的分布规律和变化，并阐释造成这种特定分布和改变的原因。近些年的研究结果显示，在大约公元前1500年前后，青铜时代曾繁荣发达的环亚洲中部商贸圈瓦解，中亚南部进入铁器时代，中亚也从城市文明回归到小型的农业村镇经济，遗址规模一般都很小，而且彼此孤立；但在阿契美尼德帝国统治之前的二三百年里，具有城市特征的大型遗址再次出现。位于土库曼斯坦南部的乌鲁格台培就是一例，该遗址有城墙环绕，内部有错综复杂的大街小巷，并且有宫殿、府库等大型建筑，是当时一个重要的地区性管理中心，但纵观整个中亚，这样的遗址也仅有少数几个。在古波斯帝国时期，整个中亚南部的遗址数量陡然增加，出现了多个大型遗址，其中许多新建的遗址都位于道路、河流、山口等重要地段，并且经常配备有防御设施，其目的显然在于控制交通要道、重要水源以及灌溉设施。这个时期的遗址经常会组成一个个的团状遗址群，每个遗址群包括一个大的中心遗址和环绕在其四周不远处的若干小型遗址，后者的面积显示，它们是要依靠前者方可存在的。位于乌兹别克斯坦南部苏尔汗河谷上游的克泽尔台培就是一个例子。该遗址在城墙以内的面积有十二、十三公顷，其周边环绕有十多个面积不足一公顷的小遗址，后者与中心遗址的距离一般不超过一公里。河谷内中心遗址之间的相对位置也有规律可循：它们通常与该地区的其他中心遗址形成线性排列，相邻的主遗址之间的距离也大体相近，一般是18公里左右，大约是步行一天的里程，在更边远的地区，遗址间的距离为35公里左右，大概是步行两天的里程。而在古波斯帝国之前就已经存在的老遗址，它们或是被废弃，或是位置被稍微挪动了一些，以便与新遗址共同形成线性分布。

  如果将这些考古现象置于“制度景观”的框架中来阐释的话，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古波斯帝国时代中亚呈井喷式出现的大量新遗址和极具规律的新的聚落模式并非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受了强大的外界力量刺激和促发的结果；这些遗址的出现和废弃与阿契美尼德帝国在时间上具有强烈的一致性，表明中亚在古波斯时期的迅猛发展与帝国中央政府的支持和投入很可能是息息相关的。考古资料显示，在阿契美尼德帝国解体之后，中亚在经历了短暂的衰退之后再次崛起，国家、城市、复杂的书写体系、官僚系统、货币制度、视觉艺术和纪念性建筑等纷纷出现。可以说，阿契美尼德帝国的统治对中亚走向复杂社会起到了十分重要乃至根本性的推动作用。正是基于其在古波斯帝国时期的迅速发展，中亚开始真正成为东西方交往的桥梁。

  （作者：吴欣，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