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忆趣与得道之乐

  2000年夏天，我约访赵宝煦先生。

  午休后，沿着未名湖畔的林荫路，先生骑着一辆旧自行车悠悠而来。

  摄制组选好了一块湖石为凳，他坐下，气色和悦，慢声细语道来：“日本人来了，我在念大一，我自己对理科没有兴趣，但是我功课好，我能考上理科。那时候沦陷区的学生，自己稍微能考理工的，就不考文法。不管有多大兴趣，都不考。因为学生们当时就认为，你考了文法就要当汉奸，要跟日本人走了。”

  赵宝煦这一段选专业的曲折，道出了当年沦陷区青年的苦衷与气节。而外柔内刚，具有原则性的抉择能力，正是这一代人的性格特征。

  后来，他终于来到昆明进入西南联大，准备恢复自己的志愿。他对闻一多先生说：“我要当作家，所以转你们系。”

  闻一多深感书斋式文采还不足以描述现实社会，说：“你别转中文系，中文系不培养作家。中文系是象牙之塔，培养语言文字学家，培养文学史家。你要当作家，你就念社会科学。”

  因仰慕张奚若先生的刚直气概，赵宝煦后来转学到政治系。“政治系的系主任张奚若，还有名教授钱端升当时非常红。所谓‘红’，就是对蒋介石方面，敢跟他们顶。”

  赵宝煦与闻一多交往密切。闻一多住在云南大学附中，就在龙头村。从联大校舍到龙头村，相当于从昆明市的西郊到东郊，教授们每天两地往返，而学生们也常到龙头村来探访导师。在战火中经历过迁徙的人们，已不在乎这点风尘仆仆。

  “我们大概有十几个人，上午十点多钟去，在闻先生家吃饭。他的住宅很窄，就是一个四方桌子，大家弄点菜。当时光未然、赵沨都是中学教员，他们搞了一个诗歌朗诵会，我朗诵一个女同学的诗《黄河》。这次成立了新诗社。”当时闻先生也讲新诗。因为他是导师，所以赵宝煦经常跟他接触。“我印象里最深的是他说，要作诗，首先要做人，你先做好人才能作诗。”

  这种聚餐、诵诗与讲学的场景，有如《陋室铭》的一幅幅现实写照。“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文化与志节的馨香，亦师亦友的乐趣，使得校园延伸到了昆明的乡下。

  那时候有一句话：昆明有多大，西南联大就有多大。

  “当时，我从北方去，一到那儿，就看到天特别蓝。当时，同学们都说，咱们这儿是不是离天近了，星星都特别亮！而这样‘四季如春’的日子也是我一生里最重要的时期……”

  因为图书馆需要占位子，所以赵宝煦从来不上图书馆。“不只是我，大多数人就在文林街坐茶馆。那个地方的茶馆，窗明几净，大伙儿都在那里念书。老板也宽容，我泡一碗‘玻璃’，能坐一上午。”“玻璃”就是白开水，昆明人口齿雅致，令人“穷”却不尴尬。

  在绘声绘色的访谈中，校园韵事一串串鱼贯而出。

  “因为冯友兰先生将‘贞元六书’的题词献给蒋介石，学生们有看法。有人就画了一幅漫画，把他那三本书画成三个台阶，冯友兰先生拾级而上，台上坐着蒋介石。题名就叫‘登龙有术’。”

  这件事赵宝煦是目击者。“那天我正在民主墙那儿，因为我们刚出一期壁报。忽然，看见冯先生进校园来了。那天天气很好，也许是他来学校转转，也许是有人告诉了他什么，他来看壁报了。他走到那幅《登龙有术》的漫画前面，看了很久。冯先生，我是不会看错的，因为他的胡子很特别。他看看，就走了。后来我听说，他跟别人说，画得还挺像。”

  这幅漫画表达了学生对教师师德的严正要求。而冯友兰气度恢宏，可敬可爱。

  “我们还有别的会员画的漫画。比如说当时到处贪污，他就画一幅《蒙娜丽莎的微笑》，画一个蒙娜丽莎，可是在鼻子上落一个苍蝇。”

  1944年，国民党官僚孔祥熙来学校训话。“这个孔祥熙不识相，一开始他就讲什么‘孔孟之道’。那个时候抗战老打败仗，后来日本人打到贵州独山了，离贵阳很近，而到了贵阳就会很快到昆明，所以很紧张，他却还在那慢条斯理地讲‘孔孟之道’，底下就哄就吵。然后大家问问题，说你发了多少国难财？你怎么这么富态？……”

  在赵先生的眼中，校园中万事皆可乐。各种稀奇古怪，亦可乐。开心一笑，任它贫穷与战火。

  有个男生追求梅校长家的三小姐，于是上呈文。“那个时候，我们要有什么事，比如要加选一门课或者要退学，都得写一个呈文，交到教导处。过几天再到那里看请求是否被校领导批准了。同学跟那个男生说，你得让梅小姐的爸爸批准了，你才能送花。于是他就写呈文，‘呈请送花事’，说要给梅三小姐送花。之后大伙儿老去看，结果看那上面写着‘某某人所请不准’。”

  先生赠我的《杏坛春永》画册里，有他当年作的画：西山、滇池、阿细少女，还有讽刺蒋政府的一些漫画。他的侃侃而谈，也像是作画一般气定神闲，一幅幅联大校园的画面，众生百态，须发可见。越是做大学问的，越有真性情和童心。他对校园细节的津津乐道，含着深厚的珍惜与思考。诸如转系的求学之乐、得良师指导之乐、得同窗相聚之乐、诗之乐、画之乐、茶馆之乐，皆可谓苦中求乐，实质是一种得道之乐。

  《吕氏春秋·慎人篇》：“古之得道者，穷亦乐，达亦乐，所乐非穷达也。道得于此，则穷达一也。”

  西南联大校歌里有一句：“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一般人皆不留意。其实这句非常重要，点出了在艰难时刻，支撑师生们校园耕读的力量源头：一是忧国，一是继承古代先哲的人生哲学。典型如闻一多，完全从“洋”转向中国古籍，并曾经想办一份刊物《十一》，“十”“一”合起来就是“士”，意在重塑“士”的人格。安贫乐道，君子风范，成为战时大学的坚守。

  近见北大校园追怀赵宝煦先生百年诞辰，有说他是中国政治学百年历史的见证人。我以为，他还是近代中国教育史的见证人。

  对现实中教育的种种弊端，先生以寓言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从教育方面来讲，对我们现在的学生，我觉得管得太多了。柳宗元的文章《种树郭橐驼传》，说有个种树的，他驼了，所以叫郭橐驼，种树很有名。别人问他，所有的树怎么在你手上种成活率就高而且长得好，为什么其他人种就种不好？他说，很简单，我就是给它充足的阳光、水、土壤，给它好的条件，让它长。我不会摇一摇看它生根没有，又拔出来看看，我不折腾它。”

  教育之道，发乎自然之理。从赵先生口中道出，皆是机智、幽默，见出师生悠然得道的心态。

  赵宝煦还认为，对学生不能要求一律。“在昆明，什么样的学生都有。”他谈到有的学生到滇缅路去“跑单帮”，做生意，靠别人的笔记应付考试。“这种人当然念不出书来，可是你不可能指望人人都成才。”

  “九叶诗人”郑敏也说过：“在联大，不是所有人都是高才生。高才生当然很好，但其他无名的也有很大发展，都是非常好的学生。他得了一种力量，他就会在以后很自觉地去发掘，这是联大非常可贵的一点。”

  在北大政治系，赵宝煦持以一种类似生态平衡的管理。“要有几个权威，因为你传道授业，首先你得业务强。但是，我不能要求所有人都开红花。不开红花，你在这里当绿叶子也好。光红花也不行，得有绿叶子，你就是配一点草也可以。我不能要求人人都一样。可是你在这里不能是虫子。你如果是虫子，就会老在这里咬叶子，咬花。我绝对不要。”

  在未名湖畔面对一池碧然，先生朗诵起他当年的诗：

  大清早我走过翠湖

  刚五点半啊，太阳还没起

  天上压着云被，可是从云隙缝里

  已经透出一点紫

  一点橙黄，一点红

  …………

  采访时间是有限的，但我始终持以恭敬，即便先生“跑题”，也不打断，因为你不知道这是不是“跑题”，也许他正在倾诉平生最珍贵的东西。

  这“恭敬”也成全了我，得以领略那些天高云淡的阅世气度。

  先生走了，望中犹记，那一辆旧自行车往来湖畔的仙姿和风趣笑谈，那一代学人的淡定、朴素与博大。

  （作者：张曼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