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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09日 星期五

    鲁迅《阻郁达夫移家杭州》四条屏

    作者:薛林荣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09日 16版)

      郁达夫比鲁迅小三岁,在北京大学任教时与鲁迅同事,1928至1929年与鲁迅合编《奔流》月刊,相与过从甚密,感情甚笃。

      郁达夫因发起组织“中国自由大同盟”,参加“左联”,主编左翼刊物而为国民政府当局所忌恨。同时,上海稻粱昂贵,居大不易,一段时间,郁达夫因“北新书局版税不送来,已陷绝粮的境地”。另外,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注重叶落归根、狐死首丘。政治、经济、观念原因交织,郁达夫遂于1933年春离开上海回到浙江富阳故里,不久又移居杭州,并拟定居。他的夫人王映霞请鲁迅写书法留作纪念,鲁迅便为其书写了这首《阻郁达夫移家杭州》。

      1933年12月30日鲁迅日记:

      午后为映霞书四幅一律云:“钱王登遐仍如在,伍相随波不可寻。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满蔽高岑。坟坛冷落将军岳,梅鹤凄凉处士林。何似举家游旷远,风沙浩荡足行吟。”

      此诗原无标题,1934年7月20日出版的《人间世》第八期上,刊载了署名“高疆”的《今人诗话》一文,其中提到鲁迅的这首七律,加了诗题《阻郁达夫移家杭州》,因袭至后。定稿时,改“遐”为“假”,改“风沙”为“风波”。这首七律写在郁达夫迁杭半年之后,很有些马后炮的意思,很可能写诗之前,鲁迅曾口头劝阻过郁达夫,后来才形诸于诗。

      王映霞特别作过说明,鲁迅送字幅时,诗并没有标题。“因为我绝对不会把写有‘阻郁达夫移家杭州’标题的诗,去挂在自家客厅的墙上,那不是成了自我嘲讽了吗?”王映霞推测,“想来,姓高的人是到过我家,见而抄去,任意添上诗题的”。

      诗中列举了四位与杭州有关的古人:钱王(钱镠)、伍相(伍子胥)、岳飞、林逋,以此苦口婆心劝阻郁达夫和王映霞移家杭州——不要像伍子胥和岳飞那样对当局的统治存有幻想,落得悲惨的下场。鲁迅同时奉劝郁达夫夫妇不要过“平楚日和”“小山香满”的生活,而应该在“风波浩荡”的广阔世界行吟,那里足够一展才华。这番规劝和忠告非常恳切,朋友之间的赤诚之心可见。

      王映霞后来忆述了书法的创作经过: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下午,郁达夫和我一起去看鲁迅时,我对鲁迅说:“大先生,我们搬到杭州半年多了,你应该送一样东西给我,留作纪念,最好是你自己的作品。”说完,我就拿出四张事先带来的虎皮笺交给鲁迅。当然我知道鲁迅是会答应我们的请求的,但我怕他忙,一时给忘了,所以特地把纸笺带去,放在鲁迅处比较保险。果然,鲁迅第二天就写了上面提到的那首诗。后来是郁达夫去取回来的。(《王映霞自传》,岳麓书社2017年12月版)

      鲁迅日记中所说的“四幅一律”,就是把一首律诗分写在四张宣纸上,每张纸写两句诗。这是鲁迅所有书法作品中唯一的“四条屏”,必属精品无疑,足见鲁迅与郁达夫相交之深,用郁达夫自己的话说,“我和鲁迅是交谊至深,感情至洽,很能合得来的朋友”。

      但是郁达夫并没有接受鲁迅的劝告,他于当年鲁迅写此诗之前,4月的春雨潇潇中举家迁到杭州居住,并举债购进了杭州场官弄63号南侧一块空地,亲自设计,于1936年春建成一座典型的中式平房别墅,雅称“风雨茅庐”。

      一个星期六的夜晚,郁达夫邀请老朋友孙百刚做客新落成的“风雨茅庐”,孙百刚“到门口一看:气势相当豪华。两扇大铁门敞开着,一条水泥通道一直通进去。”“风雨茅庐”四字是郁达夫所拟,房屋横额由著名学人马君武题写。孙百刚觉得此四字太萧索些,但将此话咽住,没说出来。(孙百刚《郁达夫外传》,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事实上,郁达夫的一生就像这个不太吉利的宅名一般,风雨飘摇、颠沛流离,直至客死异乡。

      郁达夫取上鲁迅的书法后,先到上海河南路上的裱画店裱好,又配上四屏条的镜框,带到杭州,起先挂在租屋的楼下客厅里,等“风雨茅庐”落成,就挂在新居的客厅里,那天,孙百刚也看到了:“客厅一边挂的就是鲁迅写的那首《阻郁达夫移家杭州》的七律,写在四张虎皮笺上,配上四个乌木镜框。”

      孙百刚还看到了郁达夫的大书房:“三面沿壁,排列着落地高大书架,密密层层地放着将近六、七千册的中、英、日、德、法各国文字的书籍。……真是坐拥书城,洋洋大观了。”

      “风雨茅庐”中有郁达夫三万余册图书(王映霞称有二万余册),可惜因日寇的侵略损失殆尽,在《敌我之间》一文中,郁达夫把这事与老母亲和胞兄的惨死、爱人的离异相提并论,痛惜不已,原文是:

      就以我个人来说罢,这一次的战争,毁坏了我在杭州在富阳的田园旧业,夺去了我七十岁的生身老母,以及你曾经在上海会见过的胞兄;藏书三万册,以及爱妻王氏,都因这一次的战争,离我而去了;但我对这种种,却只存了一个信心,就是“正义,终有一天,会来补偿我的一切损失”。

      有一种说法是,郁达夫的藏书被他在日本的同学、日寇侵入杭州的统帅矶谷廉介悉数席卷而去。此说尚难找到确证,但日寇入侵杭州是郁达夫藏书和鲁迅《阻郁达夫移家杭州》墨迹散失的罪魁祸首,是毋庸置疑的。

      非常可惜的是,郁达夫藏书没有留下书目,鲁迅所书唯一的四条屏也连一幅照片都没能留下。有文章称,2015年开放的“风雨茅庐”东壁有四个大镜框,是鲁迅亲笔手书的《阻郁达夫移家杭州》,这是误把史料记载作为现状进行了想当然的描述。

      不得不说,鲁迅的眼光还是很有历史纵深感的。由于被杭州的官僚政客包围,以及其他复杂的因素,郁达夫移居杭州后,过得很不如意,最后妻离子散,不得不孤身一人闯荡南洋,抗战胜利前夕又被日本宪兵杀害于印尼苏门答腊,令人不胜唏嘘。

      (作者:薛林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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