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乌素沙漠从“千年沙漠”到“万里绿洲”的转变,是人类治沙史上的壮丽诗篇。陕西戏曲研究院创排的秦腔现代戏《生命的绿洲》,就以此为背景,讲述何玉芳一家四代造林治沙,付出惨痛代价而无怨无悔,面对利益诱惑而始终不改初心的故事。这就不单是赞颂治沙功绩,更触及了对生命价值的探寻和对人性意蕴的叩问,让人体悟普通人在治沙过程中所展现的生命气象,感知这生命气象背后所蕴含的人性力量。因而,《生命的绿洲》不仅是一曲治沙的赞歌,更是一部生命的悲歌,还是一组人性的壮歌。
透过造林护林的外部事件聚焦主人公的内在精神,将所有外在冲突都投射到人物的灵魂深处,是该剧人物塑造的突出特点。何玉芳始终处于矛盾漩涡之中,为了治沙、植树、守林,她经历了常人难以忍受的考验。洞房花烛夜即遭黄沙封门,这是多么恶劣的自然环境;十几岁的儿子大林被迫挖煤抵债,这是何其艰难的现实境遇;丈夫石广义患癌、截肢、病逝,大林身落重疾,这突如其来的家庭变故,何玉芳如何支撑?面对天价购买承包权的巨大诱惑,何玉芳怎样抵挡?女婿潘运来忘恩负义,何玉芳如何应对?剧作深刻揭示了它们带给主人公内心情感的触痛,表现她直面一切、坚韧不拔的意志,以及在奋力搏斗过程中迸发出的精神力量。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是两个高潮段落。一是石广义不忍成为全家拖累,要自挖坟墓自埋葬,何玉芳拼命解劝。夫妻之间的大段滚白、对唱,饱含着炽热的爱情、浓烈的亲情,既撕心裂肺,又酣畅淋漓;二是潘运来挥刀砍树,还伤及大林,何玉芳以一段激情澎湃的“十可恨歌”,倾诉多年的艰辛付出,直斥潘运来的自私寡义,表达矢志不渝的顽强坚守。这样的场面既以事感人,又以情动人,这样的主人公是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艺术形象,这样的绿洲就不单是沙退绿进的环境绿洲,也是“抬头挺胸腰杆壮”的生命绿洲,更是以勤劳善良击溃邪恶贪婪的人性绿洲。如果说何玉芳治沙造林是以人的外在力量抵抗生态环境的沙漠化,那么,她以自己的信念战胜潘运来的阴谋,就是以人性的光辉抵抗人性的沙漠化。
采用过去与现在双线交织的结构方式,是该剧的又一特色。两条线索有时并行不悖,有时交叉推进,有时映衬互补,有时跳跃流转,实现了多重艺术效果。其一,在现在的线索中营造引人入胜的戏剧悬念,如广义之死、大林之疯、潘运来之恶的原因何在,都由过去的线索逐一解开。其二,在过去与现在的因果关联中彰显鲜明对比。毛乌素从过去的黄沙漫天到现在的郁郁葱葱,潘运来从过去的老实肯干到现在的贪婪无度,生态的改变令人欣慰,人的改变则引人深思。其三,两条线索之间构成冲突模式的互补。过去是人与自然的冲突,表现人类改造生态的力量;后者是人与人的冲突,凸显人的精神抉择。二者都提升到了人格与灵魂的高度,赋予全剧充沛的人学意蕴。
该剧将秦腔的慷慨激昂、歌剧的恢宏大气、陕北民歌的火辣苍凉和传统戏曲的空灵意境熔于一炉,实现了舞台艺术的多元素融通。作为舞台设计主体的沙漠渲染出环境的压迫感,结尾处一块硕大的绿纱从天而降,绿意盎然铺满了整个舞台,这是沙漠变绿洲的具象体现。伴唱是全剧的一大亮点,尤其是每到情感激荡处,幕后就唱响信天游:抒发男女之爱时火辣辣、赤裸裸,烘托苦难遭遇时透出无尽苍凉,表现爱情毁灭时宣泄出灵魂撕裂的绝望感。以洁白轻盈的少女形象表现小天鹅的曼妙舞姿,增添了舞台的形式美感,这是苍茫大漠中难得的温馨与亮色,既代表着植树造林的丰硕成果,也是美好爱情的寄托,还象征着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以斗篷群舞表现风沙肆虐,尽管突破了传统程式,具有现代意味,但在秦腔舞台上仍是和谐的。尤其是石广义自杀那场戏,夫妻二人在漫漫黄沙中倾诉、挣扎,最后傲然挺立,如果没有斗篷舞的纠缠、阻挠、围困、托举,整个段落不可能如此一气呵成,场面也不可能如此撼人心魄。秦腔与陕北民歌的融合自然妥帖,现代艺术语汇与传统程式之间也无明显裂痕,这样的舞台呈现固然对秦腔的惯习有所突破,但这种突破并没有割裂传统,而是守正创新的应然探索。
(作者:穆海亮,系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秦腔文献整理与传承保护研究”〔项目编号19VJX152〕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