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巷犹存千秋事

  琉璃厂，清代时有一家荣禄堂，是北京第一家南纸铺。京城一度报业发达，多少和它有关，有纸张才会有报业。办荣禄堂的是山东人，当初在北京城最早办报房（这是报纸编辑部最早的称谓，起于明崇祯元年，京城出现一张民间小报《报房京报》，“报房”一词始出，叫“报馆”和“报社”是以后的事了）的，也是山东人，同为老乡，乡情与买卖联谊，近水楼台，彼此受益，开创了当时京城报业的先河。

  最初，办得热闹的好多家报房，都开设在铁老鹳庙胡同里。它位于京城宣南地区，离琉璃厂很近。在任何地方，做任何买卖，都有传染效应，讲究聚集成堆，彼此影响，连理成枝，水漫金山，蔓延一片。如同清末民初的煤市街，因饭馆集中，越来越多，成了北京城最早的美食一条街。报房在铁老鹳庙胡同里越来越多，也成了报房一条街，后来，人们索性把这条胡同叫作报房胡同。可以想象，那时报房一个紧挨一个，如同包子的褶儿，密密的样子，大概像今日簋街的饭馆一样密集吧？

  铁老鹳庙是明朝老庙，是座关帝庙。殿顶有铁制的鹳雀两只，可随风摆动，为驱散真鸟雀用的，人们便把这条胡同叫成了铁老鹳庙胡同，后简化为铁老鹳胡同，也有叫铁鸟胡同的。清时京城最早的报房，便是集中在这座老庙四周，没过多久，相继开办有聚兴、公兴、聚升、聚恒、合成、杜记、集文、同文、洪兴、信义、同顺、天华、连升等十几家。有的报房在这条胡同里一直开到民国期间。

  清末民初，《万国公报》《文艺杂志》《通报》《群强报》《京沪日报》《法政日报》《民和报》等一批报刊如雨后春笋一般，也在铁老鹳庙周围设立报房。那时候，已经没人管这条胡同叫铁老鹳胡同了。铁老鹳胡同成报房胡同的名称之变，是历史的雪泥鸿爪踩踏出来的，颇具时代变迁的含义，即使岁月流逝已久，其中的斑驳之痕，小心触摸，还是能够感受到曾经的时代脉动。

  报刊编出来印出来了，得卖出去，当初发行的集散地，在南柳巷的永兴寺。永兴寺也是明朝古寺，供奉观音，地方很大，光房子就有四十多间。十七八年前，我曾去那里，大殿不在了，但罩楼和后院还在，大殿拆后的空场，很显得轩豁。这里离铁老鹳胡同很近，穿过西南园胡同即到，无疑为报纸的运输和发行提供了方便。那时候，北京城所有的报刊，都是从这里送到东西南北，南柳巷便因此被叫成了报市胡同。这和铁老鹳胡同更名为报房胡同，异曲同工。

  有意思的是，最初在此经营并垄断的发行者，也是山东人。报纸兴办的前车后辙，不是北京人，都是山东人。过去总说山东人在北京开绸布店、当厨子的多，看来不见得呢。京城报业的这一现象，不知是否有人专门研究过，得到了什么答案。在开发老北京方面，山东人起到的作用，有些奇特。

  遥想当年，出入永兴寺报市卖报的人中，不少是贫寒的孩子。一清早云集在永兴寺的这些报童，抱着满满一怀抱的报纸，跑出永兴寺，跑出南柳巷，如蒲公英一样散落在北京城的四面八方。当年住在永兴寺对面晋江会馆的林海音，不知道看到过这样的情景没有。我站在永兴寺里，走在南柳巷中，耳边总响起电影《十字街头》里报童唱的卖报歌。据说，永兴寺报市一直延续到北平和平解放初期，后来邮局发展起来，才取代了它发行的地位。一个报市，在民间，在陋巷，延续了半个多世纪，实在是不容易的事情。

  这里和巴黎的左岸一样，曾经是文化重地，可如今，古旧的胡同和错落的高楼大厦，将历史和记忆切割得有些飘忽。但是，当初报业的风光无限，从这里飘散出的纸墨的芬芳，发出的向往光明的呼喊，不仅让北京城，也让全中国惊讶。

  再想想曾经在后孙公园胡同安徽会馆里康有为、梁启超办的《中外纪闻》，在香炉营胡同孙中山办的《北京民国日报》，在米市胡同陈独秀、李大钊办的《每周评论》，在魏染胡同邵飘萍办的《京报》，在棉花胡同头条林白水办的《社会日报》，在南柳巷办的同盟会的机关报《国风日报》，在宣外大街和丞相胡同李大钊、孙伏园办过的《晨报》，在马神庙胡同丁宝臣创办的《正宗爱国报》，在方壶斋胡同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公开发行的第一张报纸《解放》和张恨水办过的《新民报》……不禁感慨当年这片城区的蓬勃生机。

  如果想得再远一点儿——在五道庙办的中国第一份儿童画报《启蒙画报》，在羊肉胡同（今耀武胡同）办的中国第一份妇女日报《北京女报》，在铁老鹳胡同办的中国第一份选摘类报纸《选报》，等等。真是了不起，都是中国第一份呀！拔了头筹，开了风气之先，在中国报刊史上有着不可埋没的一笔。

  所有这些报刊的创办地，不约而同选择在北京城南。这样的一种文化现象，是人与地同气相投的双向选择，和有着悠久历史积淀的宣南文化传统密切相关。遥想当年，如此区区弹丸之地，竟然有如此多的报刊争奇斗艳（据统计有近四百家报房，散布在城南的一百条胡同里，即使在现代化的都市里，也是难见的奇观），连带着那么多的文化人在此云集，让思想和文字撞击出火花，让民众发出震天的吼声。当年走在这里，没准儿瞅不冷子就和鲁迅、李大钊、孙伏园、张恨水抬头不见低头见呢。别看都是窄窄的胡同，斯是陋巷，惟吾德馨。

  如今，这些经历了时代风雨的报馆报房，绝大多数都看不到了。不过，魏染胡同邵飘萍办的《京报》的旧址，正重新整修以见天日；棉花胡同头条已拆，但当初林白水在这里办的《社会日报》的小院，异地重建，虽是新的，但多少还可以依稀遥想当年。这实在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让一百多年的历史，有个可触可摸的依托；让已经逝去的岁月，有个可让人遥想的地方；让后人知道，前贤创办的报纸始于这些窄街陋巷，他们能在黑暗的时代和反动势力面前，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发出民众之声、时代之音。这些过往，构成了宣南文化重要的部分，也成为那个除旧布新、动荡转折的时代北京文化历史厚重的一笔。

  如今，很多旧址连带它所在的胡同，都很难找到了，但是，即便神游一圈，也能够嗅到岁月曾经呼出的不平常的气息，看到一些历史苍茫的倒影。而且，报房胡同还在，还能够找到，只是名字又改回了铁鸟胡同。胡同的名字是有生命的，意味着它和这条胡同曾经的历史共生。如果还叫报房胡同该多好，那么历史的影子犹存，而且刻印在胡同的名字和肌理里。报市胡同，如今也没有人再这么叫了，而叫成南柳巷。今天在这附近转悠，你若打听报房胡同或报市胡同在哪儿，如果问的不是老人，绝大多数会一问摇头三不知了。这是多少有些遗憾的事。

  前些天，我到了南柳巷的晋江会馆林海音故居，顺便看了看它斜对门的永兴寺，院子里已经空荡荡，只有一个人坐在房檐下看手机。谁会想得到这样萧瑟且不宽阔的院子，当年却是报纸发行的风云之地，北京所有带着油墨香的报纸，都要在这里集散，无数个报商和报贩，每天早晨都聚在这里，人头攒动，然后如群蜂拥出蜂巢，飞散到京城各地。

  （作者：肖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