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川何以必然东到海

  郑欣的《百川东到海》（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是一部关于成长的长篇小说。正如作者在“创作谈”中所言，小说“用一个北洋军阀大家族的覆灭为背景，描写了第一批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翻译与研究的年轻人，记述了他们面对时代变革经历的人生选择和爱恨情仇”。作品将淳祐、淳袏兄弟等的人生成长与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引领紧紧地结合起来，由此显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有志青年道路选择的合理性和成长为社会中坚的必然性，从而建构起“百川归海”的政治主题。

  称《百川东到海》为“道路叙事”，根本在于作者的总体预设：小说中的唐家三兄弟淳衷、淳祐和淳袏，代表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三种路径。老大淳衷走的是纨绔子弟路线，从被大总统之子方可为所骗败家，到八大胡同包养小妾，再到不知所终，昭示的是一条走不通的死亡之路。而就淳祐看，作者为其设置了一条“从黑暗走向光明”的曲折之路：从报考黄埔军校立志救国，到闷头开设古玩店，淳祐多次陷入颓废、苦闷之中，不能自拔。后来，他在共产党员陈尔留等人的教导之下，终于向解放军交上城防图，走向新生成为新中国的建设者。

  淳袏则不然。在他的身上，一开始就体现了“先进分子”的定位。作为唐家最小的少爷，从小不受羁绊。唐家败落，他因为英文很好而被选中翻译马克思的《资本论》，从而接触共产主义，并在早期共产党人领导下，迅速成为一名愈挫愈勇的无产阶级运动积极分子。在小说中，淳袏向陈尔留书记说道：“自从北京跟随黎达泽先生领略了马克思主义之后，我整个人就再也没有改变过，那个理想的世界，一直指引着我为之走下去。”显然，淳袏是正确道路的代表。

  《百川东到海》的整体性写作体现在作者对20世纪上半叶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整体趋势的把握上。小说通过唐家兄弟成长之路，通过对青岛工运、聊城抗日、遵义避难、天津解放等情节布局，通过黎达泽、肖禾、陈尔留、罗丹等共产党人的精神引领和身体力行，通过北洋军阀倾轧、蒋介石政变、中原大战、济南惨案等历史事实叙写，共同凝聚起一种“整体性”。这就是：在一个大浪淘沙、摧枯拉朽的时代，大家都在时代的浪潮里明晰了自己的命运，在泥沙俱下的滔天巨浪中找到自己人生的坐标。百川归海，齐心向党，既是淳祐淳袏兄弟、桃叶安泰夫妇等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认知，更是20世纪上半叶饱经磨难的中国之必然结果。

  这部小说的整体性写作还体现在对1919年至1949年这三十年历史碎片的内在逻辑建构上。如果说郑欣在作品中坚定地把握住了历史的“整体性”趋势的话，那么，具体操作来讲，对历史“内在性”的把握就是建构历史整体性的必由之路。因为历史的整体性是依靠无数的历史碎片充实而成，如果不建构好形式结构，不能有效把握内在关联，就有可能自我解构。

  《百川东到海》的内在逻辑建构体现在：由唐氏家族的“个体性”走向社会的“全体性”。三兄弟生命轨迹的全方位展开，既与历史的线性发展一致，也足以展示社会的宽广度。小说中扇面展开的有北京、贵州、青岛、聊城等地的生活情景，指向的是社会纬度，由此构建起整个社会的必然性，而不只是家族的偶然性。就布局结构本身来看，也是层层递进，水到渠成。譬如淳袏，完成了从世家子弟到青涩学生，从有志青年到共产党人的蝶变。这种由历史碎片有序建构起的内在性，证实了百川归海的应然和必然，是一种合法性论证。

  小说是人的艺术，长篇小说更是提供了广袤的空间来塑造新的人物形象。《百川东到海》以唐氏三兄弟的人生轨迹为主线，交织起纵横交错的社会扇面，场面众多，塑造了上百个人物。其中对女性形象的塑造是一大亮点。这可能因为作者本身是女性，有着天然的敏感，更源于作者对于女性社会历史的充分把握。孟敏之、顾蕙茗、桃叶等女性的独特个性，可谓跃然纸上。譬如小说写到孟敏之成为衰败了的唐家大管家，舌战惠茗、端芬等人，力透纸背；还写到她智斗蒋、孙两位旧账房，其气度、精明度令人赞叹。小说中的这些女性，既有执着的个性，又有着现代女性的自律与自觉，让人眼前一亮。

  （作者：沈嘉达，系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任晓刚，系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科技智库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