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道衡山湘水间

  夜色和灯光将眼前的长沙混沌为一条流动的河，诸多细节呈波漾之态，近处粼粼的波光，两岸高楼上流布的七彩灯影，江岸上流流沓沓的人，还有被风吹拂的发丝、裙袂、语声、歌声，与轻轻晃动的一小段时光。一切之下，也有凝定之物，比如远方天际勾勒出的沉穆山影，那是我去过多次的岳麓山。

  我们登山，在暮春，在初秋，而这一次在盛夏。岳麓山在变，上山与下山的步道更加整饬，新修的朱红色长廊随山形蜿蜒，便捷的代步车荡起飞旋的风；岳麓山又未变，那是矗立在中国文化史、教育史上巍然又笃定的一座山，可以接通一代代后学者的精神脉息，为之灌浆，促之坚挺、饱满如穗。

  八百余年前，初秋，一年轻才俊自福建来，跨山越河到潭州（今长沙），在湘江码头登岸。他，三十八岁的朱熹，来赴一场约会。时任岳麓山书院山长，三十五岁的张栻想必等在岸边。此后两个月的岳麓山光阴，将被他们充满智慧与激思的争辩之声充满。二人各持洞见却又徘徊在求索真知的长途上，他们的思想相遇相激会迸射出何样的花火？四面八方的学人才子闻讯奔赴而来，一时间岳麓书院挤进了“学徒千余”，“舆马之众至饮池水立涸”……朱熹门生范崇伯记录当时情形：“二先生论《中庸》之义，三日夜而不能合。”辩讲之余，朱熹与张栻携手登山，想必一同看过东升的日影自天际线跃出，听过雨线如瀑击打草木似万马奔腾之音。有诗记之：“泛舟长沙渚，振策湘山岑”“茅檐举杯酒，旅榻诵新诗”“胜游朝挽袂，妙语夜连床”……朱熹赞誉张栻“所见超诣卓然”，智识上的旗鼓相当，思想上的参差互映，正可帮助对方照见并厘清心中疑难，也照见了“怀古壮士志，忧时君子心”。

  正是这场“朱张会讲”，让湖湘学派在中国文化史上拥有了自身的辨识度，其察识与涵养并重、理论与实际结合，讲究“实事求是”的主张广泛影响后人。因为有学术的包浆，岳麓山逐渐在时光绵延中赋形塑神，成为一座与哲学思想关联、具有精神意味与不俗气象的山，成为长沙这座城市的重要文化标识。精神的脉息不会因朝代更迭、战乱硝烟、天灾水患而阻断，它在天地日月运行间流转，在意识与思想的空间里传续，同时反哺、滋润曾孕育它的一方水土。

  八十多年前，1937年冬天，一群读书人从硝烟升腾的北方奔赴南地，聚集在岳麓山脚与湘江岸畔。他们来自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共同聚集在一个崭新的命名之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这命名仅存续4个多月，但其精神的绵延与感召之力，将贯布后世。四个月后，这所大学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再八年，日本侵略者战败退出中国国土，三所大学从联大凝练饱满的形神中分娩而出，回归各自神魄，继续在中国大地上传播知识与精神的“种子”。

  那是一段在物质上极度困窘，却又在精神上高度饱满的时光。1600名师生被长沙这座同样面临战乱逼迫的城市尊重与善待，城内最好的学堂环境——圣经学院让给了临时大学本部，陆军第四十九标营的营房让给了男生作宿舍，文学院进驻衡阳南岳圣经学校，电机、机械两系进驻湖南大学八字墙校区，部分女学生和教职员工住进涵德女校。

  冬天多雨的长沙，潮湿搅裹着阴冷。住在营房一楼的男生睡架子床上，二楼的男生睡在地板上，屋顶漏雨，他们将油布蒙在被子上，头上竖一把长沙特产的“菲菲伞”——油纸竹骨伞，听着雨水敲击伞面的“滴答”声入眠。困苦的环境没有让他们的热血冷却，他们围着长沙特有的小火缸煮茶聊天，热气袅袅拂面，话语如水沸腾。他们“围着大饭桌吃包饭，大家都欣赏长沙的肥青菜、嫩豆腐、四角一个的大角鱼、一毛多一斤的肥猪肉”（杨振声《北大在长沙》）。湘江奉献的鱼、虾、鳝、鳗和甲鱼丰富了餐桌，甘甜多核的橘子、洁白柔嫩的豆腐让师生食之难忘。他们报名参军奔赴前线，他们组织起“难民剧团”，在天心阁、经武路、中山路演出话剧《疯了的母亲》《暴风雨的前夜》……日军的飞机自头顶轰鸣而过。心忧远方的老师们将满腔悲愤化作动力，“我们白天除了吃饭上课以外，就各自展开自己的写作摊子，金先生的《论道》和我的《新理学》都是在那里形成的……那时我们想，哪怕只是一点中国味，也是对抗战有利的。”（冯友兰）“入夜，一多自燃一灯置其座位前。时一多方勤读《诗经》《楚辞》，遇新见解，分撰成篇。一人在灯下默坐撰写。雨生则为预备明日上课抄笔记写纲要……”（钱穆）

  学术之功，可以成为抗争的力量吗？越过近百年时光回望，方懂得那所形制简陋的联合大学，为我们民族、国家保全了至为珍贵的精神的“种子”。唱着“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以“刚毅坚卓”为校训，提倡“通才教育”“育才先育人”，这里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1位两院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师。

  我们到时，战火硝烟已沉隐于历史深处，圣经学院的三栋楼房，仅剩东向附楼，红砖砌墙，红格窗棂。楼内两个朴素的房间里，安放着关于那所大学的图文记忆。在其尾声，是一组大学湘黔滇旅行团离开长沙、走进昆明的黑白照片。照片之外，浩大而深邃的历史褶皱深处，这支由300多名师生组成的团队沿湘江北上，穿过湘西、黔滇的丛山林莽，跋涉1800公里走进昆明。其中，有写下《七子之歌》的闻一多，有人问他为何不选择乘坐车船入滇，闻一多笑道：“火车我坐过了，轮船我也坐过了，但对于中国的认识其实很肤浅。今天我要用自己的脚步，去触摸那些沧桑，国难当头，我们这些掉书袋的人，应该重新认识中国了。”一路上，闻一多用画笔记录下湘西的风土人情，文学系的学生四处采集民歌，植物系学生忙着采集矿、植物标本——用自己的脚步丈量大地，经由自己的“察识”抵近真知——这段艰苦行程被称为“中国教育史上最伟大的长征”。

  当这支队伍跋山涉水时，远在武汉读小学一年级的男孩袁隆平，被老师领进了一个园艺场，枝头饱满的红桃，爬满藤架的紫红葡萄，让他感受到农业的魅力。此后他经历战乱和饥饿年月，萌生“禾下乘凉梦”，将自己的生命和一株稻嫁接在了一起。

  那株稻，被灯光照亮，根部浸在培养基中。它是成千上万稻谷中的一株，它的稻芒如果在显微镜下放大，是否与那稻叶的叶尖高度相似？这株稻，站在五颗异常饱满、结实的米粒内部——五颗米粒组合成抽象的芙蓉花形，那是一座以人和植物共同命名的博物馆——隆平水稻博物馆。

  在漫长的驯化过程中，稻逐渐收敛野性、锋芒，而拥有了更加高大、饱满、多实的形态，成为人类餐桌上不可或缺的食材。种子落土，阳光水土共同孕育，使之萌芽生根，循序生长，袁隆平却以自己的田间躬耕“察识”突破常规旧知，摸索出一套“三系法”，让原本自花繁殖的水稻实现了杂交制种。从偶然发现的一株雄性不育野生稻——“野败”出发，十余年间，他驻足衡山湘水间，又行走滇、琼、粤等地，用放大镜一株一株细查，从十多万株稻禾中找到六株天然雄性不育株，开始了他的梦想之旅。他失败过，实验成熟的稻谷减产、稻草增产，被人讥讽。他痛哭过，实验秧盆被砸烂，是妻子从碎片中翻出两株秧苗，两人连夜偷偷栽种在臭水沟里。他下过深井，满田秧苗不知被谁趁夜拔光，好不容易在井里看见漂浮水面的五株秧苗，他不管不顾地跳了下去。为了加快育种，他将种子绑在身上，用体温催芽。即便八十高龄，他还是天天往田地里去……他以“刚毅坚卓”之态向前，从未想过转身、后撤、低头，终改写了稻的生长史，也改写了人类的命运。非洲人称他：Father（父亲）。

  水稻博物馆里，上百个米升子摆放成金字塔般的造型。它们采集自民间，或木制，或竹制，刻印着花草纹、几何纹、蝙蝠、喜鹊、虎、梅花、月兔、龙、寿星，刻写着“五谷丰登”“冬泗”“交易”“福”“四时风雨半山云”字样……生活与生命的痕迹，在这小小的量器上寄身，一如种子与土地的关系，一如个体生命与大自然的关系。

  岳麓书院的讲堂内有一副对联，“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陟岳麓峰头，朗月清风，太极悠然可会；君亲恩何以酬，民物命何以立，圣贤道何以传，登赫曦台上，衡云湘水，斯文定有攸归”。生命的光华由内而外，察识与涵养并重，学问与人品同修，自然可与日月山川辉映……

  （作者：王芸，系南昌市文学艺术院专业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