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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2年08月26日 星期五

    我的良师益友(三章)

    作者:徐小斌 《光明日报》( 2022年08月26日 15版)

      【文坛述往】  

    智者刘恒

      同为北京作家,我与刘恒认识三十余年了。他是真正的聪明人,智商与情商都极高。

      实事求是地说,刘恒早期的任何一篇小说拿到现在,都是当代同题材一线作家们难以超越的。他有很长一段时间在小说与影视间游移,最后还是彻底走向了影视。

      他不但极能写,还极能说,《贫嘴张大民》写的简直就是他自己!每年他在北京作协年终总结会上的发言,都是一道听觉飨宴,听者无不觉得悦耳洗心,最妙的是,每一个层面的人都觉得他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就连最挑剔的人也不会觉得他的话犯忌,这实在是大智慧!

      但刘恒绝非无原则的人。《集结号》获了那么多大奖,其实中途差点夭折,说是刘恒力挽狂澜一点不夸张:冯小刚率众弟兄杀红了眼,集体要求谷子地最后也壮烈牺牲,刘恒一听这话,立即从封闭写作的地方赶到拍摄现场,费了很大功夫说服冯小刚,才保住了谷子地一条命,也保住了这部电影——因片子始终贯穿集结号是否吹响这个悬疑,假如谷子地也死了,就没有人去寻求真相,故事也就无法成立。

      与很多伪剧作家为赚钱组织团队不同,刘恒做电影非常认真,从《菊豆》开始,一部部都是他认真写出来的,他也绝不像我这样挑肥拣瘦。《张思德》是张和平找的他,这样高难度的电影也被刘恒写得风生水起,实在不易,紧接着是《云水谣》《铁人》,而后,《集结号》和《金陵十三钗》给他带来的巨大声望令他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编剧”,这时他感觉到自由的降临,他开始写歌剧、话剧……《窝头会馆》和《乡村女教师》就是他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乡村女教师》首演他请我去看,并且很想知道我对此歌剧的看法。我是西洋歌剧的死忠粉,若干年前捷杰耶夫率团来华首演歌剧《蝴蝶夫人》,我竟然花了两千多元买了顶级的票去看,之后所有的西洋歌剧我从来没错过。说实在的,《乡村女教师》这名字就让我兴味索然,如果不是刘恒的作品,我是绝不会去的。万没想到,此歌剧真的不错,郝维亚的曲,刘恒的歌词,很讲究,完全是按照西洋歌剧的范式写的。大幕拉开,序曲响起,舞台深处风光如画,欢乐的小学生,劳作的村民们,孩子们快乐的歌声响起:

      天空!慢吞吞慢吞吞慢吞吞慢吞吞,亮起来啦……

      云雾!静悄悄静悄悄静悄悄静悄悄,藏起来啦……

      刘恒的成功很大程度在于他的认真。譬如签下《金陵十三钗》之后,他悄悄对我说,他为此专门去了一趟南京,经他考证,当时的南京根本没有基督教堂,只有一所东正教堂,而且关键是,当时的南京,所有的外国人都是在册的,如此,不好编故事。但最终,他排除万难硬是把故事编圆了。

      最有趣的是曾与刘恒合作做了一把电视剧,刘恒是总顾问,庆邦是文学顾问,我是艺术顾问,题材是潘安。我们一行去了河南,去了龙门石窟又去黄帝陵,折腾一通。编剧是个很好的人,也是很棒的研究者,但是从来没有写过剧本。我也没客气,第一次开研讨会就质疑,其实是否掉了这个题材,但是投资方坚持要做。初稿被我毙了,二稿来了刘恒让我先看,我还是觉得不行,把审读意见发给他,他很赞成。他之前一直客气,但是这一次研讨会他亮出了自己的意见,而他表达的方式真的不能不让人折服,绵里藏针却又一针见血。

      特别感动的是,一次我无意中跟刘恒抱怨我儿子性格过于内向,甚至有自闭倾向,刘恒非常关心,竟然给我儿子写了满满三页纸的蝇头小楷,夸赞他写的文章好,也指出了不足。后来,儿子的三篇系列散文发表在《北京文学》上,名为《少年之遇》。刘恒的原信,感人至深,现在仍被我好好保存着。

    艾青坐着轮椅看展览

      1990年8月里的一天,晴空丽日。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帅府园的中央美院画廊外面刷出一行斗大的字:“徐小斌刻纸艺术展”。墨迹未干,便有朋友们结伴而来了。

      一切都依靠朋友,从经费到联系到布展到展出,仅用了两个星期的时间。大约是爬格子的人搞刻纸,使人感到新鲜、好奇的缘故,观者甚众。留言簿上写了不少溢美之词,令人汗颜。报社、电视台纷至沓来。亦有美商想以高价购买我的几幅作品(这笔买卖自然没有做成,由于我缺乏商品意识,至今不曾打算出售任何一件作品),一时颇令人鼓舞。更令人鼓舞的是,艾青坐着轮椅而来,细细看了全部作品。

      早就听说艾老学过美术,对民间艺术尤为喜爱,只是当时身体欠安,行动不便,大家都猜他未必能来。没想到艾老来了,而且是第一位观众。当他携夫人高瑛出现在展厅里,颤巍巍地在签名簿上写下“艾青”两个字时,我真的心存感激。

      果然,艾老对许多展品都有内行的评价。当他看到《水之年轮》《沉思的老树及其倒影》等作品时,良久不语,最后看着我很认真地说:“你这每一幅都是创作,想法很独特,应当拿去发表。”于是朋友们纷纷问我刻纸搞了多少年,是不是有版画基础。也有更熟的朋友善意地嘲笑:“你呀,你可真是不务正业。”

      刻纸纯属偶然。上世纪80年代末有一段时间对着“格子”的时候,忽然有了一种深恶痛绝的感觉,常常是呆坐半日,一无所获。百无聊赖之际,只好重新拾起“女红”——打毛衣、裁衣裳,等等。忽一日,无意间用削铅笔的足刀将一张废黑纸刻成一个黑女人,衬在白纸上,竟颇有一种韵味。于是收集了一批黑纸,用锋利的足刀精雕细琢起来。开始还打个小稿,试图藏上一点什么机关、什么寓意,后来索性抛却意念,随心所欲,心境空明地进入“准气功状态”。又有古典音乐相伴,刀尖上便悠悠产生了一种神秘的节奏与韵律。黑的沉重神秘与白的灵动幽雅构成了一个崭新的宇宙,我在这个宇宙中得到了暂时的休憩。这种创作非常让人着迷。由着迷而激发着灵感,由灵感而转化成作品,由作品而成为展品。

      我常常在想,究竟什么是“正业”呢?我学的是经济,却走上了爬格子的路,后来又搞影视,搞民间美术——可谓杂乱无章,无“正业”可言了。可是,生活因此而丰富起来,生命因此而鲜活起来,这不务正业带来的一切,值了。其实,世上一切学问、一切艺术都是相通的,这道理古人似乎早就明白。舞剑和绘画有何关系?而吴道子观斐旻舞剑竟“挥毫益进”。听水声与写字有何关系?而怀素“夜闻嘉陵江水声,草书益佳”。更有打球筑场、阅马列厩、华灯纵博、宝钗艳舞、琵琶弦急、羯鼓手匀……这些与写诗有何关系?而陆游却因此“诗家三昧忽见前,屈贾在眼元历历。天机云锦用在我,剪裁妙处非刀尺”……

      据说,人脑有若干亿个神经细胞。人从生到死,这些灰白色的神经元仅仅使用了很少的一部分,人有着许许多多的潜能未曾挖掘。从这个角度来说,人作为生命有机体,与应有的使用价值相比,是太微乎其微了。这不能不说是人类的大悲哀。人有时太注重目的,注重目的的结果往往是一生只能做一件事。专心做一件事,只要智力健全,一般都能成功。但这成功的代价,是一种巨大的心智的浪费。

      我倒是觉得,从生命的意义来说,人应当敢于不断探索创新,虽然这样的人生很难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但是,他将像飞鸟一般,既享受天空的轻灵高远,又享受大地的博大深沉。比起那些所谓的成功人士,我倒是更羡慕这样的人生。

      而今,艾老早已作古,我再次想到他,想到他坐着轮椅看我的刻纸展览时,那专心致志的模样。

    结缘李小林

      上世纪80年代,我的经历充满了戏剧性,其中之一便是与《收获》的相遇。1983年我写了生平第一个中篇《河两岸是生命之树》,在宗璞的鼓励下,作为自然来稿寄去,竟然在一周之内就得到了请我去上海改稿的电报。最有趣的是,当时郭卓老师手持《收获》为接头暗号在车站接我,上了编辑部的木楼梯她就边走边喊:“接来了,是女的!”后来她告诉我,因为我的名字,编辑部曾对我的性别产生了讨论。这时李小林老师走出来看到我,热情地拉着我:“你多大?怎么还是小姑娘样的?”我们聊了很久,她问了很多北京作家的情况,正是那次,她托我给史铁生带话,后来也因此认识了史铁生。

      李小林老师把我约到武康路她家里谈小说。我感觉她清高卓绝,却又诚恳谦和,她对小说人物关系的分析深深打动了我——一个无名作者竟得到如此认真的对待,固执如我,也不能不彻底折服。那一天的大事是见到了她的父亲巴金。当时巴老从一个房间慢慢走向另一个房间,我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和蔼的笑容,尽管内心充满崇仰,却说不出一句话来,甚至连一句通常的问候也说不出来——不知为什么,那时我觉得凡心里的话表达出来就会变味儿,我的心理年龄缺乏一个成长期,人情世故方面基本为零,甚至是负数。

      我和小林老师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关系。2013年,我为新作《天鹅》到上海做签售,去参观巴老故居。中午她带着女儿来到我住的宾馆,请我吃了十分丰盛的午餐,聊得特别开心,那是真正的、没有任何禁忌的畅谈。她还是像多年前那样亲切,说:“小姑娘长大了!”我心想,何止长大,已经变老了!时间,真是最可怕的敌人。

      前些日子,我们通了一个长长的电话,小林老师依然健康,依然健谈,终于,我明白为什么我们总是有说不完的话了:我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如此一致。只有这样的朋友,才可能成为永远的朋友。这样的友情,甚至可以战胜时间。

      (作者:徐小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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