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念严绍璗先生

  【光明书话】 

  惊悉严绍璗先生于8月6日辞世，十分痛心！不是因为疫情肆虐，加之先生又入住北京昌平的泰康养老院，竟至连最后一面也没得见，只能仰天长叹了。

  严先生是我的老师。1981年大学三年级时，他给我们开设了“中日文学比较”课程，从那时起我记住了严师对日本文学，特别是日本的汉学研究造诣颇深。但真正与他熟悉并交往多起来，还是在我进入中华书局工作之后。

  当时书局里的刘尚荣、马容、沈锡麟、张忱石、冯惠民，都是先生的大学同班同学，我便有机会在楼道和他们的办公室里见到他。真正与严先生频繁联系，是在1986年《书品》杂志正式创刊以后。我是编辑，负责组稿。从那以后，严师就变成了我的作者，一以贯之。

  《书品》每期除了刊发书评文章，还开设了介绍国内外重要藏书机构的专栏，以为学界提供图书信息和服务。在同严先生聊天时，常听到他在日本讲学时看到许多藏书机构收藏中国珍贵典籍的事例，我印象深刻。现在出于工作之需，我便主动拜访先生，向他组稿，写一些介绍日本藏书机构收藏珍贵汉籍的文章，供《书品》发表。他爽快地答应了，并很快寄来了《日本宫内访书拾趣》，刊发在创刊后的第二期上。不久就听到了读者的反映，希望能继续组织发表这方面的文章。于是我赶紧写信给严先生，告诉他读者很欢迎你的文章，希望能再写几篇。他便以《跬步斋日本访书杂志》为题撰写了《恭仁山庄本“四宝”与杏雨书屋》《足利遗宝与“金泽本”（上）》《足利遗宝与“金泽本”（下）》《静嘉堂文库与皕宋楼祕籍》四篇文章，接连刊发于《书品》1987年第一至四期。

  读了先生的文章才知道，中国许多珍贵的典籍，特别是有些唯一存世的宋元珍本，由于各种原因被收藏在日本的一些公私藏书机构。真是不读不知道啊！但读了之后，我和读者还有一个感觉，就是不过瘾，希望能再看到更多篇相关文章，多介绍一些日本收藏汉籍的重要机构。

  那时先生常去日本讲学，我便尽快拜访先生，希望他能多关注这个话题，继续给我们写介绍文章。听了我的想法，他也很开心，答应去日本后会更加留意访书。时过两年，我陆陆续续收到先生接着上题写的《日本寺庙汉籍特藏巡礼（上）——真福寺的唐写本与宋刊本》《日本寺庙汉籍特藏巡礼（下）——日光轮王寺“天海藏”的明人小说及其他》《天理访书行》《内阁文库的宋本与明人识文》四篇文章。至此，通过先生的八篇文章，我们可以对日本收藏的珍贵中国典籍有了一个清晰的了解。读者有幸读到这些有趣且有学术价值的文章，足见先生是一个有心、用心且苦心孤诣、一心向学的真正学人。

  1992年，我调入国务院古籍小组参与创办《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新杂志，严先生应我之约又寄来了新作《日本现代化肇始期的文化冲突》，提示人们要认真研究和实事求是地看待日本现代化背后发生和存在的激烈的思想和文化冲突引发的社会动荡。正是在这种动荡和冲突中求得相对平衡的过程，才是日本“现代化”真正的历史。严先生之意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2000年，先生来到新世界出版社看我。其实先生和我早已是亦师亦友了，可以无话不谈。我问先生有什么事吗？他说有一部书想交给我出版。原来是由他任所长的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编写的《多边文化研究》要出版，每两年出版一卷。这是先生对我的信任，我必须全力以赴。接近年底时，先生把全部稿子交与我，说明年5月下旬开会前最好见书。于是我全力以赴且亲力亲为，于2001年4月初出版。当我把样书交到先生手上时，看得出他有点激动，认真翻阅后，握住我的手连连说“谢谢，谢谢”。

  自2000年始，我开始着手主编“名家心语丛书”，陆续出版了20部。他看到后曾打电话说：“该书编得很好，你又为北大的一些老先生做了一件大好事。周一良先生把他那本《郊叟曝言》送我了，他一再夸你编得好，出得快。”

  再一次听到先生的夸奖，是在2006年年底。当时我已调至香港工作了。在当年的9月我回京拿到了季羡林先生的稿子《病榻杂记》，并于年底前于香港和大陆分别出版了繁、简两种版本。我后来知道严先生与季老的秘书是邻居，很熟。有一次，我给季老的秘书打电话，恰好严先生就在身旁。他接过电话对我说：“祝贺你又为季老出书了。季老只信任你，要知道有近50家出版社在竞争这部稿子，季老偏偏交给了你。他说交给你就放心了！书出得是又快又好！我都为你高兴！”虽然隔着电话，我仿佛看到了先生满脸的笑容。

  最后一次看望先生，是在2018年5月。我的大学同窗于润琦说想去拜访先生，于是我便习惯性地拨打他家的座机，回答是空号。只好拨打手机，先生很快接了，告诉我不住蓝旗营了，和师母一起住进了养老院。得知我们要去拜访，先生颇兴奋。详细告诉我乘车路线，下地铁后怎么走。到了那天，我们顺利找到养老院时，他已在门口迎接了。我们快步上前和他打招呼，先生满脸堆笑，只是我感觉他瘦了，两腮都陷进去了，不似原先那样胖了，但声音依旧洪亮，底气也足。先生说他们考虑好了就在这里养老，这里的条件很好，边说边带领我们参观，介绍这里是阅览室，这边是书画院，那里是运动房，后面是游泳池……先生的兴致挺高，设施也的确不错。说着，便把我们带进了住处。师母闻声出迎，说这里挺好的，两室一厅，够用了。每天三餐不用自己做，就到下面的餐厅自取。遇到小病，院里的医生可以上门诊治，发生大病，这里负责派车送去城里的医院。听完，我们都说安排得挺周到。师母端上了茶，先生让我们落座。我拿出了带给他的书，是栾贵明主编的“中国古典数字工程丛书”中的两三种新书。他接过后一边翻一边说，栾贵明是我的大学同学，一毕业就分到了文学所，一直帮助钱先生做事，人极聪明又很踏实。我知道你一直在帮他出版，你做得很好！做这些你在行！于润琦也把自己的书送给先生，并想请先生出任某书的主编，他愉快地答应了，又把自己的近作签名送给我们。随后，他们老两口又请我们到楼下的自助餐厅用午餐。用餐时先生还指着进来的人介绍说他是北大的，那个人是清华的，并告诉我们这里居住的大多是北大和清华的老教授，可以聊天的人很多。听先生这么一讲，我们倒是放心了，还有点羡慕他们了。

  怕影响他们休息，用过午饭我们便告辞了。先生还有些意犹未尽，又坚持把我们送到院门口。我们说您多保重，还会来看您。他说：“欢迎！欢迎！”我们都走出去好远了，回头看见，先生还站在那里冲我们摆手。

  “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此刻，感慨万千，泪眼模糊。

  （作者：张世林，系新世界出版社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