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阿根廷电影：不一样的探戈

  2022年北京国际电影节的主宾国是阿根廷。如果说探戈与足球是闻名世界的阿根廷符号，那么阿根廷电影也有资格分享这一殊荣。几十年来，阿根廷电影一直是拉丁美洲文化的塑造者之一。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阿根廷涌现出新一代优秀的电影创作者，他们的作品或在类型奇观中交织着文化与社会关切，或在先锋艺术中探索着当代语境下的身份认同及少数族群表达。

1.坎帕内拉

  如果使用一个直观的比喻，那么阿根廷电影制作的历史可以被描述为“跳着复杂的探戈”——既要面对来自好莱坞电影工业的竞争，也要面对来自欧洲电影的影响；既存在着艺术与商业之间的不断摩擦，也呈现出本土文化与全球市场之间的紧张关系。作为一种国际象征，探戈的戏剧感与激情以及错综复杂的舞蹈编排，依然适用于描述20世纪末至21世纪阿根廷电影发生的许多变化。

  20世纪90年代，视觉艺术商业化时代的到来导致跨国集团资助的阿根廷大片的爆发，“纯粹娱乐”的政策隐藏了社会和政治问题。随着阿根廷经历了政治、文化和社会的重大变化，新一代电影人试图在80年代的合作制片体系和90年代的类型电影体系之外，寻求新的制作模式和理解电影的新方法，“新阿根廷电影”标志着阿根廷电影的明显复兴，在形式和主题上都打破了该国的电影传统。

  这一新趋势捕捉到了文化全球化的影响。由胡安·J.坎帕内拉执导、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谜一样的双眼》（2009年）创造了一种“独立商业电影”的范式，既是阿根廷历史上最成功的商业电影，亦是国际市场上最成功的阿根廷电影。它穿梭于不同的风格和时间框架之间，混合了爱情片、侦探片与政治惊悚片的类型元素，采用贝多芬的奏鸣曲结构建立了双主题叙事：退休检察官本杰明被25年前一起悬而未决的案件之谜困扰，以写小说为由重溯历史。影片完美平衡了对过去的回忆和对未来的希望：我们看到了被权力保护逃脱法网的凶手最终的下场，也看到了本杰明获得了职业与爱情的双重救赎。

  双线结构在两张照片中形成了呼应：第一张是美丽的受害女子的照片，年轻男子凝视着她，让本杰明知道了凶手是谁；第二张是女上司艾琳的订婚照片，本杰明凝视着她，明白了为什么他能够解释第一张照片。编剧兼导演坎帕内拉在爱德华多·萨切里的小说原著之外增加了一个阿根廷激情的象征：足球文化。这个令人惊叹的五分钟长镜头段落标志着阿根廷电影技术的创新——从体育场上空俯冲至球场和人群，再升至观众台，后进入地下隧道追捕凶手，成为一场快速、刺激的追逐。阿根廷主流商业电影有一种为吸引国际观众而避免当地特色的趋势，而《谜一样的双眼》则很好地兼容了“全球美学”与本土根源。坎帕内拉在美国以拍摄剧集开始其职业生涯，后来回到阿根廷取得了国际突破，他的名声很大程度建立在体现阿根廷精神的电影上。他的作品建立了一种本土—全球对话，借助类型与美学等广泛的国际通用语言，塑造了阿根廷的独特性格与特定历史；利用类型惯例和明星形象吸引国际观众，又通过情节结构和历史事件将电影与阿根廷的文化和社会关切紧密联系在一起。

  坎帕内拉的电影为阿根廷导演传播了新的社会想象的概念，这些想象通过情节剧延续了对当前社会的看法。如新近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的《蛮荒故事》（2014年），导演达米安·斯兹弗隆便借助追车、爆炸、闹剧等类型框架，使这部由6个独立故事组成的黑色喜剧成为阿根廷历史上票房最高的电影。无论是一位富有的父亲努力掩盖儿子肇事逃逸的事件，还是一位爆破专家在他的汽车被拖走后陷入了一场卡夫卡式噩梦，无论是华丽的闹剧式公路战，还是将费里尼风格与捷克悲喜剧相结合的婚礼闹剧，都将有趣、悲伤与荒谬并置在一起，表达了对阿根廷社会某些方面的愤怒，如官僚主义、不平等和社会特权等问题。

2.马特尔

  20世纪60年代的“新浪潮运动”为阿根廷播下了艺术电影的种子，80年代阿根廷希望通过电影向世界展示国家的新面貌。今天，在经济与文化全球化带来身份话语转变的时代，阿根廷电影业涌现出充满活力的女性声音。如果说男性电影人通过政治表述确立了“新拉美电影”的角色与意识形态立场，那么女性电影人则通过颠覆传统的电影手法与微妙而深刻的主题，聚焦于身份认同以及与社会少数族群的关系，表达了阿根廷生活各个领域的变化，改变了阿根廷电影的面貌。

  阿根廷导演卢奎西亚·马特尔和秘鲁导演克劳迪娅·略萨使拉丁美洲女性电影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国际知名度。作为2022年北京国际电影节评委以及2019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评委会主席，卢奎西亚·马特尔在电影界获得了广泛的尊重，虽然她在17年内仅拍摄了4部作品，但她的视野似乎是无限的。独特的风格和题材，令人振奋的探索能力和神秘感，她的电影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并非通过传统类型片来产生特定的效果，而且为阿根廷艺术电影和女性主义视角提供了一个场域。

  马特尔的电影语言可视为“错位、异化和焦虑”，颠覆了经典电影范式及其占主导地位的父权视角，在全球和本土文化影响的间隙中重塑了电影传统，并创造了独特的女性表达。马特尔在家乡拍摄的“萨尔塔三部曲”（《沼泽》《圣女》《无头的女人》）都关注阿根廷女性的生活。她不断打破线性叙事结构，使用距离机制来阻止观众认同角色并沉浸于故事中。经典叙事电影致力于创造幻觉，任何威胁到叙事连贯性的东西都被排除在框架之外，马特尔的电影却没有制造现实的幻觉。《沼泽》（2001年）是一个关于中年女家长和她的大家庭在乡村别墅中的日常琐事，片名隐喻了无解的叙事走向以及人物的存在状态——如同陷入沼泽一般，故事似乎随机展开，听觉经常与视觉分离，这直接挑战了主流传统。通过运用超越视觉和听觉表达的“过度”技巧，马特尔打破了清晰的线性叙事结构，动摇了观众的安全地位，更接近于观众所体验到的现实。电影的大部分场景都发生在家庭空间里，封闭且带有性别色彩，更广泛的男权社会被缩小到近乎隐形的程度。特写镜头增加了幽闭感，镜头的角度经常偏离中心，在这些非结构化的空间中，男性视角可以被解构，从而为女性表达提供了可能。影片如同一部内化的社会学戏剧，巧妙地展现了阶级和种族之间的鸿沟。

  阿根廷是一个混合的社会，由多种文化和种族组成。一种稳定的、同质的身份在目前的跨国主义条件下是难以确立的。马特尔用叙事的断裂性破坏了容易识别的身份及身份标签，如《圣女》（2004年）讲述了在中年母亲经营的酒店里，一个医学会议正在举行，一位医生与母女之间发生了奇怪的故事。其碎片化叙事提供了多个视角，既扰乱了观众，也要求观众参与其中进行解码。这是一个关于善与恶的故事——并不是关于善与恶的对抗，而是关于区分善与恶的困难，影片试图重新找到一种足够多样化的幸福感。

  马特尔也利用历史和记忆来重建过去，并提出新的模式来挑战现在。《无头的女人》（2008年）通过一个中产阶级女性在驱车返家途中撞到“不明物”而卷入的车祸，成功地对这个社会的创伤过去进行了反叙述，这一创伤过去影响了整个社会，每个观众都成为见证者和幸存者。事故发生后，女主人公陷入一种震惊的状态，她的丈夫、亲朋好友似乎决心通过扫除真相来“保护”她，她也“默许”了这种掩饰。马特尔通过这一存在主义的戏剧尖锐地暗示了：背信弃义会给阿根廷社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受安东尼奥·迪·贝内代托小说语言的吸引，马特尔的第四部作品《扎马》（2017年）在讲述18世纪殖民时期的故事中找到了当代共鸣，主题是拉丁美洲的身份认同。片中，扎马是驻扎在偏远哨所的一名西班牙的地方法官，试图请求转移到更文明的城镇，但他的诉求总是被延误。扎马逐渐被拉进一个他无法理解的空洞，逃脱命运的尝试将其推向了误入歧途的冒险，最后进入了一个美丽的自然世界。这部电影在魔幻现实主义的场景中以微妙的方式批判了殖民主义。

  身份也成为阿根廷女性电影人的普遍方向，如保拉·赫尔南德斯的电影围绕着寻找一种模糊而多变的身份展开，短片《22公里》（1996年)改编自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短篇小说，讲述了一个最终被误认为是疯子的女人的故事，通过让观众对这个女人的性格进行探索来定义“正常”；长片《继承》（2001年）通过移民问题以及阿根廷与欧洲（尤其是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密切关系，深入探讨了对身份的追寻，探讨了作为阿根廷人意味着什么，审视了影响阿根廷社会的各种移民潮。

  某种程度上，当代阿根廷的社会和经济背景为以马特尔为代表的电影人建立独特的女性表达提供了土壤。21世纪初的经济危机促使电影制作者寻找新的工作方式，产生了与旧方法和风格的断裂。马特尔融合了实验先锋主义、阿根廷政治电影以及对好莱坞经典电影的颠覆性使用，通过女性形象塑造了社会公正和种族融合。

  无论是在类型奇观中表达文化与社会关切，还是在先锋艺术中探索当代语境下的身份话语，这些新阿根廷电影为观众提供了对社会现实的反思，也丰富了阿根廷人的文化舞台。

  （作者：王田，系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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