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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2年08月20日 星期六

    它们在时光的田野中摇曳生辉

    ——回眸红色经典

    作者:彭程 《光明日报》( 2022年08月20日 12版)

        红色经典 资料图片

        党的十八大以来,诞生了多部描绘新时代发展成就的现实主义力作。资料图片

      【光明书话】 

      有这样一个长长的文学作品名单,已经作为一种公共记忆,镌刻在时光深处:《可爱的中国》《青春之歌》《暴风骤雨》《红旗谱》《红岩》《创业史》……它们被一代代读者阅读和喜爱,化为优质的精神食粮,滋养着他们的灵魂,促进了他们的成长。

      这些通常被称为红色经典的作品,在一个世纪的漫长时光中,在风起云涌、波诡云谲的生活中,先后问世。一个古老的国度一百多年来的艰难困苦、惊涛骇浪,光荣和屈辱、泪水和笑容,被它们出色地记录和描绘,成为一幅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

      经典的本质,首先在于对时代精神的准确洞察和有力把握。这些作品被称为红色经典,正是由于它们表达了一百年来的社会风貌,篇页间字行里,回荡着时代的山呼海啸、电闪雷鸣。

      回到时光深处,当历史的车轮进入二十世纪,积贫积弱的中华民族陷入深重苦难,神州陆沉,生民涂炭。当时最重大也最紧迫的主题,无疑是救亡图存,不少进步的知识分子将这种忧心如焚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在《新俄国游记》中,瞿秋白描绘了十月革命带来的深刻社会变化,以及俄国无产阶级当家作主的主人翁姿态,记录了自己经过不懈探索逐渐确立共产主义信仰的过程。在《可爱的中国》中,方志敏表达了对苦难深重的祖国炽热的爱:“不要悲观,不要畏馁,要奋斗!要持久的艰苦的奋斗!把各人所有的智慧才能,都提供于民族的拯救吧!无论如何,我们决不能让伟大的可爱的中国,灭亡于帝国主义的肮脏的手里!”他们直抒于纸上的胸臆,椎心泣血。

      瞿秋白和方志敏,作为党的早期领导人,以一种圣徒般的姿态投身于自己的理想,直至献出生命。他们既是布道者,也是殉道者。他们以职业革命家立身垂世,他们出色的文学禀赋,更让其崇高情怀得以记录和流传。仔细聆听,能听见他们的情怀里分明有这些句子的回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未悔”“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从这个意义上,他们的作品表达出的赴汤蹈火、舍生取义的勇毅和决绝,也是对一种贯穿了千百年的伟大精神气节的接续,它们曾经在从屈原到杜甫、从文天祥到秋瑾等众多爱国者的诗句中熠熠闪光。

      在他们开创的道路上,后来者比肩继踵。大变革时代,风雨如晦的生活,催生了一大批红色作品,题材辐射至为广阔,更凝聚了一系列十分深刻、尖锐的主题。杨沫的《青春之歌》展现了青年知识分子试图摆脱灰暗迷茫的生活、探寻生命意义的历程,指出“要找个人的出路,先找民族的出路”,只有将个人前途融入民族解放事业,才是生命的价值所在。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塑造了倒在黎明前的黑暗中的英烈形象,江姐、许云峰等人的大义凛然、视死如归,源于对革命理想的坚定信仰,“相信胜利,准备牺牲”,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灵魂深处;曲波的《林海雪原》和吴强的《红日》,描绘了解放战争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点的战斗场景,展现了日益壮大的正义力量对反动统治摧枯拉朽般的打击,胜利的曙光已经在天际闪耀;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和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艺术地再现了解放区土地改革的宏阔场景,翻身了的贫苦农民,在对土地朴素而深沉的爱中,支持了革命事业的发展,印证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深刻道理。

      这片土地上的风云动荡,受难和救赎,奉献与牺牲,也被他人的眼光注视打量。《红星照耀中国》,通过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陕北苏区的见闻,揭示了中国的前途与希望就在黄土高原的塬峁沟壑之间,在一群生活清苦但目光中跳动着火苗的人们身上。作者自述,他是“用春水一般清澈的言辞,解释中国革命的原因和目的。”他期待通过这本书,“读者可以约略窥知使他们成为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这种他者的身份,提供了一个冷静超然的视角,所得出的结论因而更加客观公正、难以置疑。

      人类的情感是相通的,而文学作品强化了这一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描写了帝俄时代青年知识分子对腐朽黑暗的沙皇政权的反抗,曾经激励了被五四新文化运动启蒙的一代中国青年发出打破封建桎梏的呐喊;都德的《最后一课》中,面对外族入侵,小学校的师生们通过对母语的坚守,表达了与祖国法兰西同在的感情。这些外国优秀文学作品曾经引发我们的强烈共鸣,让读者切身感受到了他们的痛苦和忧伤、愤怒和反抗。同样,前述这些红色经典也并非只属于中国,它们已经汇入了世界文学的版图,让不同种族信仰的人们都能从中听到一个民族摆脱奴役、追求光明和进步的心声。

      “时间开始了”,正如一位作家豪情万丈写下的诗句,新中国成立,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在战争废墟上重建生活,在百废待兴中擘画蓝图,众多全新的内容期待着被描绘。捍卫人民共和国的安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果实,只争朝夕地摆脱贫弱走向富强,成为新的奋斗目标,与之有关的生活连同情感心绪,也在若干名作中获得了表达。从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中,我们感受到志愿军儿女们对祖国母亲的炽热深情;从艾芜的《百炼成钢》中,我们听到了祖国大踏步走向工业化的足音;从柳青的《创业史》中,我们看到了农业合作化是怎样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乡村的面貌和农民的精神世界。人民群众的热情和创造力,在属于自己的时代被唤醒,迅速发展壮大为一种改天换地的力量。

      阅读这些作品,不难发现一种隐含的共性,仿佛一条线索将彼此贯穿连接。它们所描绘的是不同时期、不同内容、不同形态的生活,但都共同关注和表达了一种关切——为了让生活摆脱原有的样子,应该怎么做。在作者们的观念中,生活的已然状态和应然状态之间的鸿沟,是需要填平的。应然的生活才是生活,它们充满了善和美,给人以尊严和幸福感,而此前的生活与这样的理想有着巨大的距离。于是,在所有这些作品中,善与恶、美和丑、光明和黑暗、新生和腐朽、进步和反动、新道德和旧伦理等等,这些对立的范畴之间便催生出一种紧张感,形成了一种张力,在掣肘和挣脱、压制和向往中,在对新生活的呼唤中,主人公们投身于各种改变社会的斗争和建设。

      既然文学也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毫无疑问,这些红色经典作品就不能不将目光投向时代的最重大和最前沿话题。它们分别表达的关于民主自由、关于民族解放、关于进步富强的呼吁,并非抽象虚泛的理念,而是从生活的逻辑中生发出来的,是来自广大的田野村庄和通衢巷陌的声音,是每个人灵魂中的呼唤,凝聚了最为真切和广泛的民意。这也是民众和党一致的心声,因为中国共产党正是以人民的利益作为自己的奋斗宗旨。红色经典,不过是以文学的方式将这种追求呈现出来。

      另一方面,文学作品所反映的是经过提炼的生活,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更能够揭示生活的本质。文学诉诸情感的根本属性,文学感受认识生活所凭借的审美方式,也让它们比一般意义上的宣传和教化更能够深入人心,叩击灵魂。《暴风骤雨》中,东北农村元茂屯里一位成年累月给地主当牛做马却仍然穷得穿不起裤子、外号“赵光腚”的农民赵玉林,正是当时无数中国贫苦农民的写照。共产党的土地改革政策让他拥有了人的尊严,他对土改工作队的拥护是发自肺腑的,他成为村子里第一个觉醒的农民,积极参加革命,并在与地主武装的斗争中英勇牺牲。正是无数这样政治、经济上翻了身的民众的支持,为新中国的建设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读着小说中的描写,读者不会感到丝毫的说教或者灌输的意味,而是产生了真切的代入感,有一种强烈的共情。作品所揭示的精神力量,正是从无数的生活细节中生发出来的。因此,这样的作品在大转折时代问世,无疑具有强大的政治动员作用。

      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这些作品感动了一百年来的几代读者。我还记得自己小时候读《小英雄雨来》和《小兵张嘎》时,一颗童心受到的强烈撞击。我们经常会读到,一个人因为读到这些作品中的某一部,而确定或者重新选择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在漫长的岁月中,这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就发生在我们的祖父母、父母和师长之间。这便是优秀文学作品的力量。这时,我们再读到那个耳熟能详的说法——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是时代前进的号角——便会有一种至为深刻剀切的理解。

      在表达了引领时代发展的先进思想理念之外,这些作品的不朽,更得益于其杰出的文学品质,它们体现在诸多方面。《创业史》中,梁生宝、梁三老汉、改霞、郭世富等人,是农村不同阶级阶层的人物的典型写照。作者对其性格的生动刻画,有力地驱动了故事的开展和主题的升华。读《暴风骤雨》,东北农村的生活气息鲜活浓郁,豆叶上滚动的露珠,做早饭的淡青色柴烟,车轱辘的滚动声和赶车人的吆喝,如在眼前,可见可嗅。《李有才板话》通过简洁、质朴、风趣的快板书的方式,表达了抗战时期太行山敌后根据地农民的生活和心声,印证了民族民间文艺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林海雪原》中,年轻英俊的少剑波和“小白鸽”护士白茹的爱情,曾经让无数青春期的少男少女怦然心动。微妙细腻的心理描绘中显示出的那种神秘和美感,最能写照纯净的爱情本质,仿佛盛开在洁白雪地上的一朵红花。

      文学是以个性化的工作,反映群体性的关切。作家的个性也渗入到作品中,打上了鲜明的风格印记。同是描写华北冀中平原抗击日寇的作品,在《平原烈火》《敌后武工队》《野火春风斗古城》的慷慨激昂、曲折跌宕之外,孙犁的《芦花荡》《荷花淀》《风云初记》等,展现了一种抒情的、诗性的美。作品很少直面描写血与火的场面,而是更多展现战争中人物心灵中的美和力量,尤其是那些朴素、刚毅而灵慧的农家青年女性,让人看到了民族精神的坚韧顽强,这是任何敌人也无法征服的。

      我十几岁时开始迷上文学,在一段不短的时间里,醉心于抄写喜欢的作品中的句子和段落。像风景描写,我就抄录了厚厚的一大本。“这女人编着席。不久在她的身子下面,就编成了一大片。她像坐在一片洁白的雪地上,也像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她有时望望淀里,淀里也是一片银白世界。水面笼起一层薄薄透明的雾,风吹过来,带着新鲜的荷叶荷花香。”这是《荷花淀》中的画面。“霞光辉映着朵朵的云片,辉映着终南山还没消雪的奇形怪状的巅峰。现在,已经可以看清楚在刚锄过草的麦苗上,在稻地里复种的青稞绿叶上,在河边、路旁和渠岸刚刚发着嫩牙尖的春草上,露珠摇摇坠坠地闪着光了。”这是《创业史》里的风景。我一向认为,对风景的倾心,与对生活的爱有一种内在而密切的逻辑关联。这样的描写,是作家细致耐心地观察的结果,目光背后闪动着的,是写作者的诚笃和专注。

      以上列举,不过是为了说明在这些红色经典中,创作主体的审美追求依然清醒独特,作品的艺术品格依然超拔不凡。孙犁、柳青等一批有着强烈艺术自觉性的作家,始终追求并守护文学的纯正质地。那些形象、情节、心理、对话、风景等等,被他们小心地切磋琢磨,精雕细刻,获得了出色的艺术效果,仿佛一个个石块经由堆积垒砌成为了一座高峰。他们用作品出色地证明:红色理念的表达,并不意味着要以美学品格的弱化甚至牺牲作为代价。以革命和建设为主旨的文学作品,一样可以闪现出明亮的艺术光华。

      创作者秉持的文学信念,成为他们写作的强大动力。

      他们对文学有着真诚深挚的信仰。写作是他们的生命之所维系,没有人仅仅将写作看作一个职业。用文学反映时代脉搏、表达民众的心声,是他们共同的使命。他们都深知人民和土地才是文学的母亲,只有贴近生活才能写好生活。周立波为了写《暴风骤雨》,专门回到自己当年担任土改工作队队长时的东北小镇住下来,搜集了三大麻袋的资料,原本已经非常熟悉的生活,获得了补充和深化,为写作夯实了基础。柳青告别京城,来到遥远的关中平原农村,一住就是许多年。他信奉“文学是愚人的事业”,他准备以“史”的客观性和“诗”的艺术性,来记录和表现正在中国农村开展的伟大的历史实践。正是以生命作为献祭,用心血加以浇灌,他们才写出了这样优秀的作品。令人倍感欣慰的是,这一种对待文学的虔诚庄敬的态度得到了延续传承。几十年后,路遥为了写作《平凡的世界》,长期深入陕北的农村和煤矿体验生活,在常人难以忍受的孤寂清苦中潜心写作,每天都是“早晨从中午开始”,使得这部心血之作生动地展现了广阔而精微的时代图景,成了一部百科全书式的现实主义力作,也展现了红色经典作品在新的时代的一种样貌和走向。

      在一般的意义上,人们习惯于将文学作品称作精神的花朵。而对于红色经典来说,这个譬喻分明具有一种更为独特的意味。红色,是血的颜色,是火的颜色,也是革命的象征。这些精神之花,被血泪和汗水浇灌,便获得了更为鲜艳的色泽,更加长久的生命力。它们绽放在时间的广阔田野中,随风摇曳,芬芳四溢。

      (作者:彭程,系本报高级编辑、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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