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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2年08月07日 星期日

    福建非遗中的书卷气

    ——以传统手工技艺为例

    作者:邱志军 《光明日报》( 2022年08月07日 12版)

        清代杨玉璇的寿山石雕《罗汉尊者》 梁章凯供图/光明图片

        寿山石雕国家级传承人陈礼忠在创作 陈礼忠供图/光明图片

        “大国工匠”、当代莆田木雕代表性人物郑春辉的大型山水木雕作品《千里江山图》(局部) 李韵摄/光明图片

      【守望家园】 

      两宋时期,随着皇室入闽,诸多文人墨客、豪门贵胄举族南迁至闽地,福建文化得到空前发展。民间工艺美术也发展繁荣进入黄金时代,并沉淀出诸多传世流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众所周知,闽籍书画家名人辈出,如“宋四家”之一的蔡襄、“明四大家”之一的张瑞图、享有“三绝”之称的华嵒,更有许多开创新图式的先行者,如开创山水小景样式的惠崇和开创明代院体画的边景昭等。这些优秀的书画大家不仅对中国书画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而且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民间造物的样式与创作风格。由此,福建非遗形成了有别于其他省份的最大特点,就是具有浓郁的书卷气,彰显出闽地非遗造物独特的文人审美风格。

    以文致治的教化功能

      宋太祖首用文吏,崇文之风逐渐兴起,并形成了一套文治措施,有力地推动了整个社会由武功向崇文风气的转化。在这种提倡文化致治的语境下,典籍的教化功能随之凸显,书籍出版业繁荣。福建闽北地区森林资源丰富,茂林修竹,刻书用纸的原料取之不竭,书坊所用纸札不假外求。建阳成为全国的三大刻书中心之一,享有“图书之府”的美誉。当地的刻书称为建本,又有“建安本”“麻沙本”的别称。

      建阳的刻书建本以私刻、坊刻为主。由于建本价格较低,并且在刻印和排版方面都进行了创新,尤其首创图文互注的排版,极大提升了建本的可读性和趣味性,大大提升了建本的出版发行数量,甚至超过了以官刻为主的浙本、蜀本。除了刻书最多,其行销范围也最广,列三大刻书中心之首。直至明代,建阳书坊的数量,一直为全国之冠。

      刻书的繁荣有力地推动了朱子闽学的发展。朱熹十分重视通过书院教育方式传播理学,以建本为媒介,以书院为阵地,结合书院会讲和理学祭祀活动,积极传播理学思想。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地方文化氛围,深刻影响了福建匠人的造物思想,提高了匠人的文化素质。因此,以手工技艺为主的福建省非遗,在造物方面形成了带有深厚文化底蕴和文人审美之风的独特面貌。

    文人审美下的程式化样本

      造物样式是文人审美的物化载体,也是对传统书画艺术程式化的一种运用形式之一。莆田木雕的人物图式,无不受到当地“仙游画派”的影响。莆田艺术家李霞、李耕吸收了明清的人物画各路大家的作品精华,内化为自己的艺术美学思想,构建出富有地域特征的仙游画派。他们融合雕刻与绘画精华,将绘画技法与图像程式反哺于木雕工艺,由此极大提升了莆田木雕的艺术表现力,形成具有“莆式”风格的人物雕刻作品,并形成一种固定的程式化样本为民间工艺师所临摹,极大影响了当地寺庙、宗祠的建筑装饰样式和壁画风格。

      福州脱胎漆器的绘画装饰风格,则主要受福州林纾的影响。林纾是福建闽县人,自幼学画,从花鸟起步,以山水闻名。他对宋画推崇有加,提倡写实的风格。林纾的这些易于模仿又得宋元人遗意的程式化山水,成为漆器画工在装饰上的取材模仿对象。大到构图的开合架设,小至松、竹、柳等题材的造像,如石头的面向、垂条的姿态、树出几枝、水云法式灯,都形成了规范性的图式。漆工在无笔墨底蕴的条件下也能通过可借鉴的程式化图式,迅速掌握绘画要点,吸收技法准则。

    士大夫与匠人的协同创作

      任何一种器物或是技艺的诞生,都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水平密不可分,也是当地环境的集中映射。宋代经济繁荣,城市发达,世俗文化蓬勃发展,审美达到空前高度并具有世俗化、平民化的特点。该时期,手工艺人的社会地位上行,甚至可以参加科考。此时,不仅越来越多的民众加入手工艺人的行列,而且出现了士人与手工艺人共同创作的现象。

      在这种大背景下,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意趣必然对造物形态产生了一定的引导和渗透,使得该时期的手工技艺作品既满足了世俗化的现实需要,又同时丰富了作品的内涵,兼具造物功用及审美特征,形成一种以实用主义为主导的审美风尚,大雅与大俗兼容,自然含蓄、平淡质朴。

      福州寿山石雕刻的“秀工制”是这种士人与工匠融合创作的典型代表。“秀工制”,即达官贵人或富贾士绅等大户人家将优秀的雕刻师聘请至自己的府中寓居,提供食宿、薪酬和创作材料,无时间和作品数量的规范限制,也不制定雕刻题材,全凭雕刻师自己决定,户主还需提供珍藏供雕刻师学习参考,直到雕刻师完成作品。这类艺人有机会观看主人的书画及古玩珍藏,主人们也很乐意将珍宝提供给艺人观察,以便他们学习吸收这些佳作的精髓,提升作品的文化内涵和审美趣味。受聘期间,艺人只为府中主人一家雕刻作品,不接其他生意。创作使用的石材较为昂贵,作品一般都不外露。清末民初著名的寿山石雕“西门派”薄意(即极浅薄的浮雕,因雕刻层薄而富有画意,故名。——编者注)大师林清卿,曾先后受聘于陈宝琛侄儿陈叔常、回春药局老板吴元和古董商刘秀古府中,创作出许多精美的薄意作品。他的薄意创作,借鉴传统书画艺术的构图,充分汲取国画意境之美尤其是留白的艺术特色,形成独树一帜的石雕风格。

    凸显文人精神的符号元素

      纵观福建非遗造物,大至建筑装饰,小到文玩把件,无不带有明显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

      在福建非遗造物形象中,中国传统绘画是绕不开的创作对象。以勃兴于清末的福州脱胎漆器为例,其装饰图案题材十分丰富,几乎涵盖了传统绘画的典型元素,包括梅兰竹菊等植物图案、鸟兽鱼虫等动物图案、仕女老者孩童等人物图案、山河树影等山水图案,另有云纹等祥瑞图案和各种几何图案做装饰。

      又如“中国四大木雕”之一的莆田木雕,是国家级非遗,素以“精微透雕”著称。它表达细腻,善于用圆雕和透雕技艺,雕刻出富有层次和情节的剔透玲珑作品。莆田木雕传承人、“大国工匠”“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郑春辉,植根传统工艺,取法传统国画,开创了“文人木雕”先河。以他为代表的当代莆田木雕艺术家,以刀代笔,创作出的山水题材作品,气韵生动,隽永含蓄,透露出浓厚的文人画特征。

      如果说上述非遗只是在创作中体现文人精神,那么成为文人书斋不可或缺的案头清供和主要角色的手工艺作品,无疑就是文人情趣的直接载体,比如留青竹刻。作为文人雅士的珍玩,留青竹刻融合诗书画印为一体,具有很高的工艺文化与审美价值。留青竹刻,始于唐代,是在薄似纸张的竹皮上进行雕刻,将文人画的笔情墨趣融入竹刻,是融雕刻、书画、诗文、印章、造型于一体的民间艺术。在构图上,它结合国画的“计白当黑”思想,通过层层叠叠的雕刻和留白的疏密布局,给观者提供想象的空间。其题材多为四君子、翠鸟金鱼、荷花藕塘、烟云飞瀑仕女达摩等,或托物言志,或寄情山水,直接承载了古代文人的文房之志与审美情趣。

      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璀璨而多元,从这些蕴含了丰赡的传统文化意蕴和高逸雅致的审美特征的非遗作品,不难看出中国传统书画与文人审美对造物的影响。在士人与匠人共同合作下,福建非遗造物超拔突破,传承了中国传统书画艺术精髓,又在格物致道的匠人精神,开辟出一种具有文人气的造物风格。

      (作者:邱志军,系福建省美术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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