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镜像中的知音

  异代知音是文人墨客经常吟咏的内容。与同代知音相比，异代知音更有一种多层面镜像投射的意味：历经千载，偶像已在诸多次被奉为经典的历程中，发生了较大程度的理想化重塑；而眼下的心灵契合，又是一次以自我认识为中心的镜像投射。也就是说，当跨越时空的两个心灵发生契合，并非是相对于二者的平等真实的心灵契合，而是以引为知音之一端为中心，对处于经典镜像中之偶像的取舍。

  对陶渊明之心神向往，在王阳明作于正德五年的《过安福》诗中得到集中表白：“清风彭泽令，千载是知音。”正德初年，阳明因触怒宦官刘瑾，贬谪至贵州龙场。如今谪庶期满而复官就任江西庐陵县知县，对于宦海风波的厌倦之情，在与渊明的异代契合里得到表达：“归兴长时切，淹留直到今。含羞还屈膝，直道愧初心。”江西彭泽县令是陶渊明最后一次出仕，八十多天便挂冠而去。鄙弃仕途而回归初心的陶渊明，于是成为王阳明的知音。

  如若将王阳明心学思想与陶作中表达的思想作一比较，二者其实并不算投合。虽说与思想家论著相比，陶渊明作品中表达的思想没有那样体系化，甚而不乏矛盾，但就其主体来看，其实包含不少对儒家思想的怀疑。陶氏常借老庄思想缓解眼下危机，由儒入道的倾向颇为鲜明，是魏晋玄学思潮影响下的产物。而王阳明心学与朱熹理学一样，虽引佛、老入儒，但都是儒家道统的捍卫者，是圣人之学的追随者。明白这一点，可以帮助我们看清阳明诗文在引陶公为知己时，对后者有所取舍，以契合儒家理想。

  变得更契合儒家理想，是陶诗在后代发生的经典化重塑之主要内容。比如，陶诗常哀叹贫穷与寂寞，就不符合儒家典范的隐士形象。杜甫曾对此提出过质疑，指出陶渊明对贫穷是很怨恨的，“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且担心孩子是否聪明、贤达，“有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这样一个充满世俗烦恼的人，“未必能达道”（《遣兴》五首之三）。杜甫的质疑遭到后人广泛驳斥。陶公崇拜者显然不愿接受这一批评。崇拜陶公最著者为苏轼，他说：“人言靖节不知道，吾不信也。”（《书渊明饮酒诗后》）明清人就更不用说了，像何焯、方东树都表示与杜甫的这个判断势不两立，相信陶渊明是“达道”之士。有趣的是，在这样的期待中，批评陶公的杜诗被逐渐误读。杜甫在批评陶渊明不耐贫穷的时候，用了一个词“枯槁”，这个词在杜诗里是指贫穷，不知不觉地，后人认为这个词的意思是指诗歌风格。根据苏轼、曾纮等对陶渊明诗歌的有关评价，“枯槁”是指表面平淡而内在丰富的风格，是陶诗最重要的优点。这样一来，杜甫对陶诗内容的批评，变成了对陶诗风格的批评。明代胡应麟《诗薮》就持这样的观点，朱光潜在《陶渊明》一文中也沿用了这个说法。因为“枯槁”是陶诗的重要优点，杜甫的批评自然就成了不合理的偏见。在这样的阅读中，陶诗就被越来越多地移入经典化镜像中去了。

  阳明眼中的陶渊明，主要就来自这样的镜像。在阳明谪处龙场三年间创作的《居夷诗》集中，多见陶诗语汇的回响，可见他有时将贵州龙场的贬谪空间，视为渊明诗文中的隐逸空间。但阳明之居夷与渊明之隐逸，二者精神追求实有较大不同。简单说来就是，阳明是求进取，渊明是求解脱。居夷处困的生活带给阳明独悟道真的机会，“龙场悟道”是阳明心学建构的关键环节，而渊明的隐逸诗更多面对当下人生困境而寻求心理解脱。这就导致了阳明诗一方面引用渊明语汇，一方面又有取舍而别出机杼。

  阳明在龙场的耕作经历，应该让他想到了渊明隐居时的耕作。渊明的有关文句因此叠映在阳明诗中。即以阳明《谪居粮绝请学于农将田南山永言寄怀》一首为例。该诗述谪居龙场期间口粮不足而于南山春耕，“及兹春未深，数亩犹足佃”，让人想起渊明“种豆南山下”（《归园田居》其三），“屡空既有人，春兴岂自免”（《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的诗句。阳明该诗以“谪居屡在陈，从者有愠见”交代耕作原因，以孔子在陈绝粮而弟子有怨言自拟。渊明亦有“闲居非陈厄，窃有愠见言”（《咏贫士》其二）的类似诗句。阳明该诗有“出耒在明晨，山寒易霜霰”述耕作辛苦，隐现陶诗名句“晨兴理荒秽”，“夕露沾我衣”（《归园田居》其三）。但另一方面，阳明与渊明对耕作的态度实有不同。二人皆以圣训为据。《论语·卫灵公》论及耕作，以耕与学、食与道对举，强调若耕而不学，就是“谋食”而不“谋道”，君子不当如此。以此标准衡量，渊明坦诚自己难及圣训：“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二）但渊明又凭《庄子》理念，在躬耕中得道。《庄子·刻意》批评了各种刻意于某种行为准则的人，推崇“不刻意而高”。渊明农耕诗即景即事，皆“多所欣”，开启了超尘脱俗的田园诗风；其思想实质即在于此，故“澹然无极而众美从之”，属《庄子》理念的合道境界。阳明亦予圣训新解，但与渊明路径不同。孔子以耕、学对举，阳明反在耕中求学得道。他一方面认真总结农耕技巧，指出不同种类庄稼，当植于不同高低的田地里，土之疏松、潮湿不同，需频繁割草，细密耕耘。由此论“圃学”而识“物理”，以“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传习录》）。故以为稼穑可以得道，不当轻视：“即是参赞功，毋为轻稼穑。”（《观稼》）“毋为轻鄙事，吾道固斯存。”（《龙冈新构》）阳明看似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其实还是以圣训为根基，异于渊明求道于《庄子》。《论语》以耕、学对举，本意不在废耕，而在倡学，由学至道；阳明耕不废学，故由耕至道，继承了圣训由学至道的主要思想。

  王阳明的目标，是要追求圣人气象；陶渊明的目标，则主要是摆脱眼下危机而求得平静愉悦。所以阳明诗中常见至圣的道义追求，而渊明则多道义外的日常人生。渊明耕作是为解决一己衣食，阳明耕作在于节制一地奢靡，惠及贫寡，甚而鸟雀：“岂徒实口腹？且以理荒宴。遗穗及鸟雀，贫寡发余羡。”（《谪居粮绝请学于农将田南山永言寄怀》）陶渊明常在诗中慨叹饥寒，王阳明则在饥寒中表现固穷操守。简陋不堪的草庵，可以让阳明缅怀黄唐尧舜之礼乐：“缅怀黄唐化，略称茅茨迹。”（《初至龙场无所止结草庵居之》）居于洞中，童仆有“但恐霜雪凝，云深衣絮薄”之忧，阳明则有孔子弟子颜回般的固穷之乐，“邈矣箪瓢子，此心期与论”（《始得东洞遂改为阳明小洞天》）。《论语·雍也》曰：“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颜）回也不改其乐”。而这样的固穷之乐，曾受到渊明质疑，衣薄不敌风寒，也为渊明所难以忍受：“劲气侵襟袖，箪瓢谢屡设。萧索空宇中，了无一可悦。”（《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唯有《庄子》齐视万物、消泯得失的思想，能助渊明在逆境中达到心之逍遥。

  这些不同并不妨碍阳明在三年谪居期满后写的《过安福》诗中，引渊明为千载知音。在与王氏累世通家的魏瀚笔下，王阳明祖父王天叙也被时人视为渊明一般的人物。王天叙之“居贫”如渊明，“视纷华势利，泊如也”亦如渊明（《竹轩先生传》）。王天叙“性爱竹，所居轩外环植之，日啸咏其间。”正德三年，阳明构君子亭，亦“环植以竹，而名之曰‘君子’”（《君子亭记》），并揭示“竹有君子之道四焉”——德、操、时、容，盖夫子自道。陶渊明的形象与以竹象征的君子形象，还有魏瀚眼里的王天叙，王阳明眼里的陶渊明，及王阳明眼里的王天叙，甚而王天叙眼里的陶渊明，等等，重重叠叠的影像没有边界地交织在一起。每一次观看，不仅是对偶像之经典特征的强化，也是一次新的自我精神的投射。异代知音间的心灵通道因此而并非透明、直达，而是充满曲折、重构。

  （作者：徐艳，系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