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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2年07月18日 星期一

    经典镜像中的知音

    ——王阳明眼中的陶渊明

    作者:徐艳 《光明日报》( 2022年07月18日 13版)

      异代知音是文人墨客经常吟咏的内容。与同代知音相比,异代知音更有一种多层面镜像投射的意味:历经千载,偶像已在诸多次被奉为经典的历程中,发生了较大程度的理想化重塑;而眼下的心灵契合,又是一次以自我认识为中心的镜像投射。也就是说,当跨越时空的两个心灵发生契合,并非是相对于二者的平等真实的心灵契合,而是以引为知音之一端为中心,对处于经典镜像中之偶像的取舍。

      对陶渊明之心神向往,在王阳明作于正德五年的《过安福》诗中得到集中表白:“清风彭泽令,千载是知音。”正德初年,阳明因触怒宦官刘瑾,贬谪至贵州龙场。如今谪庶期满而复官就任江西庐陵县知县,对于宦海风波的厌倦之情,在与渊明的异代契合里得到表达:“归兴长时切,淹留直到今。含羞还屈膝,直道愧初心。”江西彭泽县令是陶渊明最后一次出仕,八十多天便挂冠而去。鄙弃仕途而回归初心的陶渊明,于是成为王阳明的知音。

      如若将王阳明心学思想与陶作中表达的思想作一比较,二者其实并不算投合。虽说与思想家论著相比,陶渊明作品中表达的思想没有那样体系化,甚而不乏矛盾,但就其主体来看,其实包含不少对儒家思想的怀疑。陶氏常借老庄思想缓解眼下危机,由儒入道的倾向颇为鲜明,是魏晋玄学思潮影响下的产物。而王阳明心学与朱熹理学一样,虽引佛、老入儒,但都是儒家道统的捍卫者,是圣人之学的追随者。明白这一点,可以帮助我们看清阳明诗文在引陶公为知己时,对后者有所取舍,以契合儒家理想。

      变得更契合儒家理想,是陶诗在后代发生的经典化重塑之主要内容。比如,陶诗常哀叹贫穷与寂寞,就不符合儒家典范的隐士形象。杜甫曾对此提出过质疑,指出陶渊明对贫穷是很怨恨的,“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且担心孩子是否聪明、贤达,“有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这样一个充满世俗烦恼的人,“未必能达道”(《遣兴》五首之三)。杜甫的质疑遭到后人广泛驳斥。陶公崇拜者显然不愿接受这一批评。崇拜陶公最著者为苏轼,他说:“人言靖节不知道,吾不信也。”(《书渊明饮酒诗后》)明清人就更不用说了,像何焯、方东树都表示与杜甫的这个判断势不两立,相信陶渊明是“达道”之士。有趣的是,在这样的期待中,批评陶公的杜诗被逐渐误读。杜甫在批评陶渊明不耐贫穷的时候,用了一个词“枯槁”,这个词在杜诗里是指贫穷,不知不觉地,后人认为这个词的意思是指诗歌风格。根据苏轼、曾纮等对陶渊明诗歌的有关评价,“枯槁”是指表面平淡而内在丰富的风格,是陶诗最重要的优点。这样一来,杜甫对陶诗内容的批评,变成了对陶诗风格的批评。明代胡应麟《诗薮》就持这样的观点,朱光潜在《陶渊明》一文中也沿用了这个说法。因为“枯槁”是陶诗的重要优点,杜甫的批评自然就成了不合理的偏见。在这样的阅读中,陶诗就被越来越多地移入经典化镜像中去了。

      阳明眼中的陶渊明,主要就来自这样的镜像。在阳明谪处龙场三年间创作的《居夷诗》集中,多见陶诗语汇的回响,可见他有时将贵州龙场的贬谪空间,视为渊明诗文中的隐逸空间。但阳明之居夷与渊明之隐逸,二者精神追求实有较大不同。简单说来就是,阳明是求进取,渊明是求解脱。居夷处困的生活带给阳明独悟道真的机会,“龙场悟道”是阳明心学建构的关键环节,而渊明的隐逸诗更多面对当下人生困境而寻求心理解脱。这就导致了阳明诗一方面引用渊明语汇,一方面又有取舍而别出机杼。

      阳明在龙场的耕作经历,应该让他想到了渊明隐居时的耕作。渊明的有关文句因此叠映在阳明诗中。即以阳明《谪居粮绝请学于农将田南山永言寄怀》一首为例。该诗述谪居龙场期间口粮不足而于南山春耕,“及兹春未深,数亩犹足佃”,让人想起渊明“种豆南山下”(《归园田居》其三),“屡空既有人,春兴岂自免”(《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的诗句。阳明该诗以“谪居屡在陈,从者有愠见”交代耕作原因,以孔子在陈绝粮而弟子有怨言自拟。渊明亦有“闲居非陈厄,窃有愠见言”(《咏贫士》其二)的类似诗句。阳明该诗有“出耒在明晨,山寒易霜霰”述耕作辛苦,隐现陶诗名句“晨兴理荒秽”,“夕露沾我衣”(《归园田居》其三)。但另一方面,阳明与渊明对耕作的态度实有不同。二人皆以圣训为据。《论语·卫灵公》论及耕作,以耕与学、食与道对举,强调若耕而不学,就是“谋食”而不“谋道”,君子不当如此。以此标准衡量,渊明坦诚自己难及圣训:“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二)但渊明又凭《庄子》理念,在躬耕中得道。《庄子·刻意》批评了各种刻意于某种行为准则的人,推崇“不刻意而高”。渊明农耕诗即景即事,皆“多所欣”,开启了超尘脱俗的田园诗风;其思想实质即在于此,故“澹然无极而众美从之”,属《庄子》理念的合道境界。阳明亦予圣训新解,但与渊明路径不同。孔子以耕、学对举,阳明反在耕中求学得道。他一方面认真总结农耕技巧,指出不同种类庄稼,当植于不同高低的田地里,土之疏松、潮湿不同,需频繁割草,细密耕耘。由此论“圃学”而识“物理”,以“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传习录》)。故以为稼穑可以得道,不当轻视:“即是参赞功,毋为轻稼穑。”(《观稼》)“毋为轻鄙事,吾道固斯存。”(《龙冈新构》)阳明看似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其实还是以圣训为根基,异于渊明求道于《庄子》。《论语》以耕、学对举,本意不在废耕,而在倡学,由学至道;阳明耕不废学,故由耕至道,继承了圣训由学至道的主要思想。

      王阳明的目标,是要追求圣人气象;陶渊明的目标,则主要是摆脱眼下危机而求得平静愉悦。所以阳明诗中常见至圣的道义追求,而渊明则多道义外的日常人生。渊明耕作是为解决一己衣食,阳明耕作在于节制一地奢靡,惠及贫寡,甚而鸟雀:“岂徒实口腹?且以理荒宴。遗穗及鸟雀,贫寡发余羡。”(《谪居粮绝请学于农将田南山永言寄怀》)陶渊明常在诗中慨叹饥寒,王阳明则在饥寒中表现固穷操守。简陋不堪的草庵,可以让阳明缅怀黄唐尧舜之礼乐:“缅怀黄唐化,略称茅茨迹。”(《初至龙场无所止结草庵居之》)居于洞中,童仆有“但恐霜雪凝,云深衣絮薄”之忧,阳明则有孔子弟子颜回般的固穷之乐,“邈矣箪瓢子,此心期与论”(《始得东洞遂改为阳明小洞天》)。《论语·雍也》曰:“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颜)回也不改其乐”。而这样的固穷之乐,曾受到渊明质疑,衣薄不敌风寒,也为渊明所难以忍受:“劲气侵襟袖,箪瓢谢屡设。萧索空宇中,了无一可悦。”(《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唯有《庄子》齐视万物、消泯得失的思想,能助渊明在逆境中达到心之逍遥。

      这些不同并不妨碍阳明在三年谪居期满后写的《过安福》诗中,引渊明为千载知音。在与王氏累世通家的魏瀚笔下,王阳明祖父王天叙也被时人视为渊明一般的人物。王天叙之“居贫”如渊明,“视纷华势利,泊如也”亦如渊明(《竹轩先生传》)。王天叙“性爱竹,所居轩外环植之,日啸咏其间。”正德三年,阳明构君子亭,亦“环植以竹,而名之曰‘君子’”(《君子亭记》),并揭示“竹有君子之道四焉”——德、操、时、容,盖夫子自道。陶渊明的形象与以竹象征的君子形象,还有魏瀚眼里的王天叙,王阳明眼里的陶渊明,及王阳明眼里的王天叙,甚而王天叙眼里的陶渊明,等等,重重叠叠的影像没有边界地交织在一起。每一次观看,不仅是对偶像之经典特征的强化,也是一次新的自我精神的投射。异代知音间的心灵通道因此而并非透明、直达,而是充满曲折、重构。

      (作者:徐艳,系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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