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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2年07月18日 星期一

    《思归轩赋》与王阳明的乡愁

    作者:张学松 《光明日报》( 2022年07月18日 13版)

      乡愁是流寓赋的基本主题,但在王阳明之前的流寓赋,其乡愁的内涵主要是对古国、故都、故土、故园的眷恋与怀念,而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于正德十四年(1519)在赣州所写《思归轩赋》则别开生面,抒发了有别于传统的别样乡愁。

      《思归轩赋》由王阳明在赣州府衙所构筑小轩命名为“思归”开篇,展开了门人的三段对话。首先门人说王阳明多年来奔波劳苦于兵事,不分寒暑昏朝,头发萧疏,面容憔悴,劳心劳力,所换来的却是“呶呶”“哓哓”的攻讦之声。而故乡“长谷迢迢”“穷林寥寥”,或“耕”或“樵”无所不宜。“退身以全节”“敛德以亨道”“怡神养性以游于造物”,这不正是先生一直以来所期望的吗,“今日之归,又奚以思为乎”?

      这段话所言,是劝王阳明退隐乡园全身避祸。《传习录》说王阳明“自征宁藩已来,天下谤议益众”,奄竖张忠、许泰甚而给王阳明罗织了多条罪名。正因官场如此凶险,门人劝阳明归隐乡园“而耕”“而樵”以避祸全身,自得人生之乐。

      接着门人又说王阳明之思归犹如孔子在陈之怀归,“吾党之小子,其狂且简,伥怅然若瞽之无与偕也”,正待先生“裁之”呢!

      这段话以孔子在陈怀归之典喻阳明,二者思归皆缘于异国他乡政治环境所迫,归乡之目的即“裁”“狂简”乡党之小子。

      最后门人又说王阳明“得其归”,而“斯土之人”则“失其归”。“斯土之人”之所以“失其归”,是因为王阳明归乡,纷乱不堪的天下从此无人治理了。但天下“贸贸”是“不得于道”的缘故,王阳明归乡“而后得于道”“道得而志全,志全而化理,化理而人安”,如此“斯人之徒,亦未始为不得其归也”,最后依然落脚到阳明归乡正得其宜,“而奚以思为乎”?

      门人的这段话里暗用了《论语·微子》的典故。所谓“天下之大也,而皆是焉”“若是其贸贸”,正是隐士桀溺所言“滔滔者天下皆是也”。王阳明所处的政治背景正如孔子当年所处的政治背景,孔子当年慨叹说:“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孔子席不暇暖,汲汲所为,正在于改变“滔滔”之“天下”使归于“道”。王阳明的归乡也在于“得于道”,“夫道得而志全,志全而化理,化理而人安”。所谓“志全”即实现了王阳明“成圣”的理想;所谓“化理”即通过礼乐教化而改变世道人心,移风易俗;所谓“人安”即天下太平人心安宁。这是一幅由个人而天下的美好蓝图,是阳明“致良知”而经世致用思想的鲜明体现,它不仅仅是一种入世的积极人生态度,更有变革天下的崇高思想境界。

      门人的三段话代表了王阳明人生的三重境界,因此,王阳明在听了门人的三段话以后说:“之言也,其始也,吾私焉;其次也,吾资焉;又其次也,吾几焉。”“吾私焉”,即门人的第一段话所言,归乡退隐远祸避害以求自我人生之乐,并通过道德自我修持而成圣,即“成己”或曰自渡。“吾资焉”,即门人第二段话所言,即归乡授徒讲学履行我之天职本分以改变士风,简言之即“渡人”。“吾几焉”,即门人的第三段话所言,即归乡求道教化人心救治天下,简言之即“救世”,这是阳明的最高人生理想。成己,渡人,救世,虽有层次之分境界之别,但都彰显了阳明胸怀天下的大格局。由此而言,阳明的归乡岂一个“思”字了得!

      王阳明的归乡并非没有思乡的成分。《思归轩赋》写王阳明闻门人之言,怃然叹曰:“吾思乎!吾思乎!吾亲老矣,而暇以他为乎?”王阳明在正德十年(1515)至十四年间,曾六次上疏乞归,除仕途凶险之外,作者身罹病患,祖母年迈也是实情,故而其归乡着实有思乡念亲之一般意义的乡愁。但它却远远超越了一般意义的乡愁,其内涵更为丰富。过去学者们在论述王阳明《思归轩赋》时,往往笼统地归结为退隐和思乡,但对其深远而崇高的思想价值与精神境界的挖掘还是远远不够。

      《思归轩赋》何以能达此境界?首先是源于王阳明一生追求“成圣”。《王阳明全集·年谱》载,王阳明读私塾时,尝问塾师曰:“何为第一等事?”塾师曰:“惟读书登第耳。”王阳明道:“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当时王阳明只有12岁,便已将“成圣”作为人生的第一目标。正德元年(1506),王阳明谪贬龙场驿丞。龙场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棘之中,遍布虵虺魍魉,蛊毒瘴疠,环境极为险恶,阳明认为“圣人处此,更有何道”,于是乃悟“格物致知”之旨,谓“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王阳明龙场悟道具有多种因素,而“成圣”的人生追求则是极为重要的因素。

      王阳明不仅以“成圣”为自己人生目标,且教育子孙、弟子立志“成圣”。《赣州书示四侄正思等》曰:“尔辈须以仁礼存心,以孝悌为本,以圣贤自期。”《传习录》载:“何廷仁、黄正之、李候璧、汝中、德洪侍坐,先生顾而言曰:‘汝辈学问不得长进,只是未立志。’候璧起而对曰:‘珙亦愿立志。’先生曰:‘难说不立,未是必为圣人之志耳。’”

      其次,王阳明把传道授业看作是他的天职。王阳明28岁中进士,34岁在京师已开始授徒讲学。贬谪龙场期间,又受聘主持贵阳书院。自此,一直不废讲学,尤其晚年,弟子弥众。《传习录》说:“先生每临讲座,前后左右环坐而听者,常不下数百人。”

      王阳明心学理论大要有二:一为“致良知”,一为“知行合一”。“致良知”源于孟子的“性善说”,《传习录》指出,“性无不善,故知无不良,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动之本体,人人所同具者也”。但良知“不能不昏蔽于物欲”,“致良知”就是去除昏蔽良知之物欲的功夫。如何去除昏蔽良知之物欲?“须学以去其昏蔽”。教育家的天职即启发学子“去其昏蔽”。王阳明心学虽强调向心向内求善,但又特别强调实践的功夫,所谓“知行合一”,故而其心学理论在于教化人心经世致用。《传习录》说:“后世良知之学不明,天下之人用其私智以相比轧,……而祸乱相寻于无穷矣!仆诚赖天之灵,偶有见于良知之学,以为必由此而后天下可得而治。是以每念斯民之陷溺,则为之戚然痛心,忘其身之不肖,而思以此救之,亦不自知其量者。”王阳明舍身传道救世之心于此可见一斑。

      最后,王阳明追求成为“三不朽”之完人。“完人”并非没有缺点,而指王阳明“立德”“立功”“立言”三者兼具。王阳明为国则忠,事亲则孝,交友则信,处事则义,克己勤勉,巨著皇皇,其道德文章无需多言,仅就其事功而言,在有明一代少有人比肩。《王阳明全集·年谱》载王阳明年幼在京师曾出游居庸关,“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观其一生,无论在京都或地方,为官政绩均颇卓著:正德年间平定各地匪寇,生擒朱宸濠,威震朝野;晚年出征思田,声名远播。一个具有“经略四方之志”又躬身践行甚而“知其不可而为”的人,即使官场失意而退归乡园,岂能忘怀天下?

      (作者:张学松,系河南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流寓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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