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徒缘 传佳话

  【学苑艺事】

  齐白石、于非闇、王雪涛是享誉二十世纪中国画坛的花鸟画大家，虽然三人有着师徒之缘，又同为北京画院画家，但他们在艺术面貌上却各辟新境：齐白石以“红花墨叶”的大写意成就一代宗师；于非闇凭借同宋人比肩的工笔画再开新貌；王雪涛则以灵动逼真的小写意鹤立艺苑。正在北京画院美术馆展出的“门人半知己——齐白石、于非闇、王雪涛花鸟画新境”特展，汇聚了北京画院珍藏的三人花鸟画精品，意在探寻近现代花鸟画家开辟时代新境的根本原因。

  “门人半知己”是齐白石晚年自刻的一方常用印，他虽然感叹“夫画者，本寂寞之道”，但是在艺术道路上如有几位知己相伴，也是人生幸事。拜入齐白石门下的弟子，老人也视为艺术上的知己相待。艺路漫漫，门人知己相随，不但为他的“寂寞之道”增添几多温情，也为二十世纪的中国画坛留下一段段佳话。

  传统中国画遵循的是“师徒相授”模式。拜入师门后，师父传授的不仅仅是创作技法，还会在综合修养、为人处世乃至精神层面给予多重的指引。王雪涛原名王庭钧，1923年同李苦禅一起拜齐白石为师，拜入师门后，齐白石为其更名为“雪涛”。1929年于非闇正式拜师齐白石，向他求教山水、篆刻。师徒三人相交数十年，感情甚笃。1956年，首都文艺界为齐白石祝寿，现场留下一张颇为轻松的合影。盘坐在白石老人前面的正是他的得意门生王雪涛。1957年，于非闇绘制《四喜图》，专门回忆当年向齐白石求教的场景，“二十六年前，曾向白石老人学画雪景染法。彼时我还不会花鸟写生，今取荣宝斋监制罗纹纸按老人传授之法试作，而老人已于前数月逝世矣”。

  精研古法、广博涵养是传统中国画家的必经之路，对于花鸟画科来讲尤为强调临古。齐白石、于非闇、王雪涛师徒三人皆注重对古人的临习。齐白石愿为“青藤、雪个”门下之“走狗”；于非闇早年常钤“与古为徒”印章，并一生服膺宋徽宗赵佶；王雪涛背拟八大山人，“近似青藤”笔意。然而法古人并不意味着要做古人的影子，应重在“得神”而非貌似。这正如齐白石所说“画中要常有古人之微妙在胸中，不要古人之皮毛在笔端”。齐白石曾在41岁时勾摹《朱雪个小鸭子》，但不慎丢失，他颇为惆怅，75岁时取纸用心再次追摹，绘成《追摹八大山人鸭图》。而于非闇也在晚年重新临摹宋徽宗的《御鹰图》，这件作品于非闇早在1924年便勾得粉本，1954年再次临摹，颇得宋徽宗的神韵。正是对古人佳作的不断临习与汲取，成为齐、于、王三人花鸟画自创一格的根基。

  于花鸟画家而言，对自然万物仔细观察、深刻体悟，笔下花鸟才能生动传神。写生是“师造化”的重要手段之一，齐白石、于非闇、王雪涛均提倡“写生”，但他们的写生主张和方式有所不同。齐白石曾言：“善写意者专言其神，工写生者只重其形。要写生而后写意，写意而后复写生，自能神形俱见，非偶然可得也。”展厅中几组齐白石笔下写生画稿与作品的对比展示，可以让人们感受到画家从写生到创作的艺术转换。于非闇主张恢复宋元花鸟的写生传统，同时在生活中他养花豢鸽，游园观展，在写生过程中融入了对身边生活的观察和感受。受过西画造型训练的王雪涛在写生时则更加严谨、科学，笔下禽鸟草虫的种类也极大增加。“师造化”的理念与对写生的坚持，使得三位花鸟画家的作品充满了鲜活的自然气息与勃勃生机。

  花鸟画创作不仅仅是对自然景物的艺术再现，更是艺术家托物言志、表达个人情感与心迹的重要方式。齐白石晚年客居北京，时常怀念家乡风物，在作品《柚》中，他题诗“家园未剩闲花地，橘柚葡萄四角多。安得赶山鞭在手，一家草木过黄河”，流露出浓浓的思乡之情。

  于非闇切身感受着新中国成立后翻天覆地的变化，将自己激昂的精神注入笔端，笔下的花鸟更加趋于清新欢快、明亮雅健。他于1959年创作的《牡丹双鸽图》，取“春天之花”“伏天之叶”与“秋后之老干”，整幅画面展现出欣欣向荣、祥和瑞丽的活力。王雪涛的花鸟体现着人民大众的审美趣味，形似神俏、自然天真，更在晚年迎来了“百花齐放”的创作状态与情感表达。

  于非闇、王雪涛不仅是齐白石艺术上的知己，更继承了他的艺术革新理念和胆敢独造的气魄。虽然师徒三人分别选择大写意、工笔、小写意三种不同的艺术表现手法，却均在各自的领域开拓出花鸟画的新境，也使得二十世纪花鸟画色墨辉映，生趣盎然。

  （作者：薛良，系北京画院美术馆展览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