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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争鸣】
有一名为《王世贞尺牍》的私人藏品，共14札，历来多人认为此品为真，进而以此评论王世贞的诗文、书法等观念。如于右任在1943年题跋：“王世贞字元美，明大臣，登第三朝，为七才子之首，著名文学家、书法家，运芳先生新得元美书信，神妙之品，可谓前缘。此信札为晚年笔墨，尤为难得，先生珍秘之。”胡传海《神妙之品——读〈王世贞尺牍〉》认为：“王世贞不以书鸣世，而能出此手笔，可见，书法能变化气质，文化能陶冶性灵，故知书道，亦足以恢廓才情，酝酿学问也。”（《书法》2005年第6期）他还介绍：“此本《王世贞尺牍》曾经新安小天籁阁项汉泉、吴荣光、吴平斋、汪士元麓云楼、王祖锡等一些著名藏家收藏，可谓弥足珍贵。”如此册卷首钤有七枚印章：“惕安珍赏”“荷屋审定”“士元珍藏”“吴云私印”“新安项源汉泉氏一字曰芝房印记”“嘉兴王祖锡法书名画珍赏”“不洗砚斋”。
2014年11月18日《光明日报》曾登载陈铭《王世贞尺牍》和沈鹏的题跋，沈鹏说：“明代王世贞出生官宦人家……此册尺牍多为致同僚信函……彰显一代文坛盟主之风范。”陈铭则认为“此尺牍是其晚年写给内阁权臣和地方官员的信函，涉及拨发兵饷、月报税银、绸缎织造、河道漕运及惩办土棍等，堪称研究明代政治、经济、军事的第一手资料。册中信函以颜真卿《争座位帖》为底本，运笔率意洒脱，气息刚劲儒雅”。此册尺牍还曾远赴海外展览，被认为体现了王世贞的书法造诣。陈根民《〈书法〉所刊六种明清尺牍辨正》，认为《王世贞尺牍》“可能是一组清代某官员的信稿草本，或是其用于备份的公函副本”（《书法》2017年第1期），但他没有全面地结合王世贞生平事迹、书法习惯、时代背景等因素，所以无法下定论。鉴于《王世贞尺牍》的影响，以及当下莫衷一是的观念，故有必要深入辨正。
《王世贞尺牍》不见于《四部稿》《续稿》等文集，但就内容而言，可以肯定它是后人伪作，主要原因有：
其一，文中所言之事与王世贞生平经历不符。首先，文中所言事务与王世贞所任官职不符。如王世贞先后任刑部员外郎、湖广按察使、郧阳巡抚、南京刑部尚书等职，而文中所言的拨发兵饷、绸缎织造之事在新疆和甘肃等地，有关月报税银、河道漕运的三江营、荷花池、蒜山、浒关则在苏州、镇江、扬州等地，这不仅与王世贞为官之地不相符合，且月报税银、河道漕运之事不在王世贞的职责范围之内。其次，文中所言时间与王世贞经历不符。如文中言及“己丑夏十八日”向“福张大人”汇报河道漕运和惩办土棍之事，而王世贞经历过两个己丑年，一是嘉靖八年（1529）时四岁，一是万历十七年（1589）时六十四岁，他六十四岁时主要在南京和太仓，并且身患重疾，不可能接触这类事务。另外，文中所言的巡差刘德、工部朱公开、九品委员雷育谦、土棍张四四，以及蒋中堂、莫中堂、芝楣太守、江宁彭尚衣等人，均不见于王世贞文集。
其二，部分地名清朝才有。如文中多次提及“新疆”，肖之兴《清代的几个新疆》说：“清朝政府称云南乌蒙地区、贵州黔东南古州一带、贵州安顺与镇宁附近一带和西域等几个地区为新疆，所指都是中国的国内少数民族聚居区。”（《历史研究》1979年第8期）另据《清史稿》记载：“（新疆）古雍州域外西戎之地……顺治四年，哈密内属，吐鲁番亦入贡，惟四卫拉特仍据其地……（乾隆）二十七年，设伊犁总统将军及都统、参赞、办事、协办、领队诸大臣，分驻各城。”也即从那时起，清政府开始“统辖天山南北准部、回部各新疆地方驻防官兵”（谭其骧主编《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除“新疆”外，文中多次提及的“甘肃”也是如此。明洪武二年（1369），明政府裁并甘肃行省入陕西行省，后改为陕西布政使司，直到清康熙七年（1668）改为甘肃布政使司，徙治兰州，乾隆二十九年（1764）陕甘总督衙门才移驻兰州。
其三，部分官职清朝才有。虽然清朝官制与明朝类似，但部分却为清朝新创。如文中所言“容参赞有信，嘱令加宽”，“参赞”为“参赞大臣”的简称，“清制，于总统新疆伊犁等处将军下设参赞大臣，赞襄军政，又往往于临时率师出征的统帅下设参赞大臣”（中国军事辞典编纂组《中国军事辞典》，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第642页）。在乾隆二十八年（1763）正月，清朝政府正式任命纳世通以参赞大臣总理回疆事务，以加强对新疆地区的管理。
其四，文中部分称呼和落款不符合王世贞的习惯用法。首先，在称呼上，文中言及“蒋中堂”“莫中堂”等人，并有“奉中堂谕”语，但在王世贞文集中，“中堂”多指厅堂，且明朝奉行内阁制，没有“中堂”一说。其次，在落款上，文中王世贞、世贞、元美等自称皆有，但在博物馆现存真迹中，其落款均为“世贞”“王世贞”字样，没有“元美”字样，只有“元美”印章。再者，王世贞常以“世贞”自称，如《寿封君凌翁七十序》有“世贞奉使东过里”、《赠东皋翁序》有“徐生间过世贞谈其尊人东皋翁”等语，而文中所言“详闻信后”，突出了作者自称中可能与“详”有关。
就写作形式上而言，此册尺牍与现存王世贞真迹相比，也有所出入。
首先，藏品整体风格的不同。此尺牍的整体风格较为柔弱，如胡传海认为它是“以《争座位》为底本，效法朱熹尺牍精谨秀美之面貌……纤细之美，丝丝入扣，神聚不散”。但王世贞书法推崇魏晋，尤喜王羲之，他在《淳化阁帖十跋》认为：“书法至魏晋极矣，纵复赝者、临摹者，三四刻石，犹足压倒余子。”黄惇《王世贞〈行草乐府词册〉与他的书法观》评价王世贞真迹《行草乐府词册》时说道：“可知其取法正从二王一派而来。此卷行草二体夹杂，以草为主……精彩处尤见其谙熟草法，于流利酣畅中透出清秀典雅的书卷气息。”（《中国书法》2003年第9期）王世贞对宋人整体评价不高，其取法更不会是朱熹。
其次，部分字词写法有出入。如《王世贞尺牍》中多次出现的“月”“山”“理”“两”等字，在取笔笔法和字体效果上，与现存真迹中的字皆不一样。
另外，印章字体和内容有所不同。如《王世贞尺牍》中的“元美”印章字迹和现存真迹中的“元美”印章均不同，且现存真迹中，有“王元美印”“元美”“天弢居士”“五湖长印”“弇州山人印”“凤洲”这些印章，却没有“王世贞印”，按照古人刻章习惯，也极少会刻自己全名，一般以字号、雅室名等代替。
综上可知，《王世贞尺牍》确为后人伪作，不能据此对王世贞进行书法、文学等方面的研究。
（作者：贾飞，系南通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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