僻处草痕新

  《致用与娱情：大清盛世的世俗绘画》是高居翰留给世人的最后一本专著。他1926年出生于加利福尼亚，被誉为“最懂中国画的美国人”。本书与助其声名鹊起的《隔江山色》《江岸送别》《气势撼人》系列研究相比，仿佛是某种觉醒——将目光转向清浊之间。美术史学者洪再新叹之为：“敢于以今日之我和昨日之我决裂。”如高氏在书中所言：“在学术生涯的后半段，我便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寻找和收采那些幸存下来的作品并重订其归属，尽一切可能发掘并重构中国绘画史中‘失落’的一隅，虽千万人吾往矣。”当学人们还在为挖掘“正统文人画”中所剩不多的议题苦恼时，高居翰已像卡尔维诺笔下的马可瓦尔多，早就嗅到了路边“裹着孢子”的风，那些安静酝酿着的，即将撑破泥土的果肉，从来逃不过他的眼睛。

  有别于历来占据中国绘画史关注的中心，且受批评家与收藏者垂青的“文人画”，或者说“名人画”，《致用与娱情》的研究对象是“出自数百年来的城市画坊画师之手”的“世俗画”。高居翰的写作初衷来源于这样一个困惑：为何中国古代文人用来释怀与展示雅趣的消遣之作，被传统画论视为品评标准，奉为圭臬；而职业画家精于描绘，经营日常生活和人物情感的受雇之作，却反被轻视，几近边缘？高居翰之所以敢于挑战中国传统学者避而远之的领域，既与其身处德语艺术史影响至深的学术环境有关，也离不开他过眼海量公私收藏所积累的阅画经验。通过十余年的探赜索隐，他用翔实的文字与图像资料为我们揭示了中国绘画中屋壁深藏的一面。

  本书由五个章节构成，围绕着盛清时期活跃在北京、南京、苏州与扬州等地，游走于城市与宫廷中的画坊画师的创作展开。首章与第二章，讨论了世俗画形成的渊源，市坊画家的社会地位，并以张氏家族与雍乾王朝雇佣关系的个案为例，呈现了这些艺术家如何将江南城市的文化气氛带入宫廷，进而影响院体画风格的过程。第三章，从“挪用”的观念入手，讲述了世俗画画家如何与其他画家一道，绕开艺术意象，撷取对他们有用的西方绘画中的具象再现技巧和构图方式，因而规避了因直接沿用外来风格而走向险怪异趣的风险。高居翰提到，清代宫廷画师受北欧透视视幻效果的启发，通过塑造光影明暗效果，以及复杂的重重洞开的门窗与渐次变小的人与物，消解了观者的不安与压迫，达到了隐晦叙事的目的。第四章，作者梳理了画家的图像库，列举出为庆典、祝颂、生辰或一些特殊场合需要的各类画作题材。这类画家中的佼佼者，擅长为画面注入温情与亲密感，赋予日常生活和都市图景诚挚的细节。最末一章，高居翰将“美人画”从“仕女画”的笼统分类中提取出来，用大量实例说明“美人画”及其各种变体，是画家为了迎合形形色色的观众与场景，谨慎斟酌的结果，不预用于公开展示，但这种略微随意的风格创作，反倒成就了部分佳作。

  要想深入地理解高氏此书的用意，可将两篇文章作为导读。一篇是范景中教授为《风格与观念：高居翰中国绘画史文集》所写的跋语，他在文中谈到高氏的高妙之处在于：“一方面用视觉化的语言描述作品，一方面又引导人们在历史的大问题中体味他的理论……教给我们一些新的看画方式，尽管不同于我们的传统，却增长我们的见识。”在《致用与娱情》中，高居翰延续了既往的独特叙事分析方式，大胆假设江南及北方地区城市画师的作品，采用了新的具象再现技法与图绘观念，对清初与清中期的绘画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让见惯格调高雅主题的中国传统绘画欣赏者，耳目为之一震。

  另一篇则是洪再新教授为该书撰写的书评，2012年发表于《牛津艺术杂志》。洪教授将其与乔迅的《魅惑的表面》关联，认为二者“共同揭启了早期现代中国市场消费的二维与三维装饰品所表现的多重空间”，称赞高氏之作，乃是从历史尘封的角落中抢救出了一批数量惊人的“世俗画”。高居翰始终乐于将中国画的研究置于艺术与社会关系的探索当中，他认为这类作品在递藏过程中未得到良好的保护，很可能是由于它们过于通俗，而被排除在正史之外。他敏感地意识到，中国传统的鉴定家与学者强调画者身份的研究方法，对缺乏“个性笔法”的城市画坊画师而言，并不适用。考察这类作品，应该注重它们“在清代社会中的地位及意义，它们在特定场合的功用为何，时人如何理解，以及它们内在的艺术价值。”

  高居翰将“世俗画”的写实特点比拟为文学形式中的“低模拟”，把画家的行动力摆放在观者的层次，实现了“致用”与“娱情”的双重功能，满足了人们对生活的美学期许，也成为苏珊·桑塔格口中“‘可感知的生命’里一个难以形容的片段”。高居翰曾唤起学界对明代画家张宏、吴彬的兴趣，而他在本书中对顾见龙、焦秉贞、邹一桂等清代画家的推崇，不知是否会促成一股新的研究风尚。与其对前人盲目屈从，不如借助修正显示自身的力量，在高居翰心中，这些艺术家做到了。

  （作者：张茜，系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中国美术学院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