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水乡”

  【读书者说】

  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时有个著名的观察，他认为，传统江南社会可以分为“城里人”“街上人”“乡下人”。所谓“城里人”是居住在府县城中的官僚、士绅；“街上人”是市镇居民，从事工商业之类；“乡下人”则是在广大乡村中实际从事农业生计的人。费老观察，这三个人群之间有着明显的社会分层，比如“乡下人”不敢高攀“城里人”联姻。由此所引申出的是，城市（行政中心）、市镇（工商业集散地）、乡村（农业生产消费）构成了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的市场结构，以及与此联系在一起的社会秩序。

  这个观察出自费老的演讲《小城镇 大问题》。同样是在这篇文章中，他还有另一个观察：“这次我在太湖边上的庙港渔村里散步，我问了几个年龄不同的居民识不识字，他们都对我摇摇头。年纪大的都是有经验的渔民，年轻的孩子们正跟着父兄们学打鱼……这些都是多年甚至世代在太湖上捕捞的渔民。捕捞是搜集自然产物的生产方式，由来已久，说是原始经济也未始不可。这种生产方式需要有这一地区自然地理的丰富知识。”

  这里就引出另一个问题，这些渔民，即“水上人”，是否也在费老所观察的“城里人”“街上人”“乡下人”的社会秩序之内？初想过去，这似乎是不成问题的。“水上人”当然也是“乡下人”。但如果仔细琢磨“水上人”的诸多特色，对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结构的解释，似乎就需要有所更新。

  “水上人”掌握有关水的自然地理知识，这些知识不仅用于打鱼，当然也用于航运交通。“江南水乡”，水路是最主要的交通方式。不论“城里人”“街上人”“乡下人”都离不开船，家家户户都有船。“水上人”不仅有船，而且生活在船上。因而，他们的日常生活就是来往于各个码头之间。他们具有丰富的水上交通知识，也熟知水网所达之处的人情、风物。这令“水上人”天然具有从事商业的“基因”。另一方面，唐代以来江南的农业开发，也是不断围垦水面，建设圩田，令“泽国”变为良田的过程。这就意味着，“水上人”与“乡下人”的生计与生活世界，有着竞争与调适。随着农业开发的过程，“水上人”可能变为“乡下人”，进而变为“街上人”“城里人”。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世瑜的新著《猛将还乡：洞庭东山的新江南史》，正是引入了“水上人”这一独特视角，对明清以来的江南社会提出了新解释，因而名之为“新江南史”。

从“水上人”看江南

  “水上人”视角之所以重要，在于解释了江南社会中一种“习焉不察”。自中晚唐以降，江南特别是环太湖地区就已形成人文渊薮的形象。人们在讨论江南社会时，已经形成一个基本印象，即这里由士绅力量长期主导。这个印象当然是合理的，回到费孝通所观察的江南社会结构，“城里人”正意味着一个庞大的士绅群体。但是，如果认为这种社会秩序在江南一以贯之，就不容易理解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的内在变动。

  其中最核心的问题可能即众所瞩目的明清以来江南工商业之发达。而这种发达，又可能构成此后由上海崛起所引领的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的内在脉络。王家范曾指出：“但上海前期的发展，所依恃的优势却在下游，即明清以来江南农村商品化程度明显高于全国的特殊‘经济情势’，以及所谓‘人性益巧，而物产益多，至于人才辈出，尤为冠绝’的历史积淀。”（《从苏州到上海：区域整体研究的视界》）

  农业开发、市场网络、全球贸易，这是我们并不陌生的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的发展图景。构成这一图景的“拼图”，除了众所熟知的筑垦圩田、丝绵产业、白银输入、市镇经济、近代开埠之外，是否还有新的视角必须纳入其中，方能揭示江南社会经济持续发展更新的内在动力？这正是本书中赵世瑜教授提出的问题：

  第一，以往的研究中，对明清以来的江南社会是否存在某种同质化的想象？第二，以往江南研究中沿着“资本主义萌芽”和“现代化”路径进行的市镇史研究，是不是理解江南社会的唯一路径？现在我想提出第三个假设，以往对江南水利与农业开发的大量研究以及相关文献记录，在某种程度上是否受到王朝国家财政需求的影响，从而导致了研究上的某种偏重？（本书第9页）

  从“水上人”的角度，赵世瑜教授对明清以来江南社会提出了新解释。“水上人是天生的商人”，他们的生活世界是由若干散布于水边的码头构成的。这就注定他们处于一种离散社会的状态。这个离散社会与岸上定居社会有所区隔，因而不能不形成适应其自身特质的婚姻关系、民间信仰与社会组织。“水上人”的社会组织特征是，以赘婿、义男名义的合伙制方式组织其商业、农垦。环太湖地区有名的洞庭东山商人，在明清时代号称“钻天洞庭遍地徽”。这些洞庭商人很可能就是从长期存在的“水上人”社会中孕育出来的。

  而在19世纪下半叶，当洞庭商人的后代与远道而来的欧洲商人相遇时，他们都拥有着对于市场、码头、水上交通、商业合伙制度的敏锐感知。这就不难理解此后洞庭商人（以东山席家为代表）成为上海租界买办的重要力量，进而在金融业大展拳脚，成为推动近代商贸金融集聚于上海的一股力量。

刘猛将：政治精英还是水乡子弟？

  那么，本书题目中的“猛将还乡”和这个“水上人”社会又是什么关系呢？所谓猛将或刘猛将，是江南传统社会中常见的民间信仰。猛将庙在乡村中随处可见，与此相伴的是几种不同的刘猛将故事。这些故事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故事中，刘猛将生前是名将，死后保佑当地的农业，是驱除蝗灾的神灵。其中最流行的说法是陪伴宋高宗南渡的重要武将刘锜之弟刘锐；还有一种说法则是元末将领刘成忠；又有说法认为是宋代官员刘宰。

  而在另一些故事中，刘猛将则是当地贫苦出身子弟，因家庭变故溺水而死，成为保佑水上船只的神灵。太湖流域有称作“宝卷”的民间歌谣唱本，其中就有专门唱刘猛将故事的。这些故事将刘猛将的身世安置在“单瓦直隶松江府，上海县北落云墩（或骆驼墩）。”这显然是依据明代的行政区划所作的描述。故事中的刘猛将都是小孩，生有灵异，受到后母虐待而死，死后显灵。

  赵世瑜敏锐地注意到，陪伴宋高宗南渡，保佑农业的刘猛将形象可能出现较晚，更符合政治精英的正统观念。由后视之，雍正二年刘猛将进入官方祀典，成为朝廷认可的合法神灵，正是凭借其驱蝗神的形象。那个少年溺水而亡，为来往船只抵御风浪，因此，散布在太湖的渔村、港口市镇中广泛信仰的刘猛将，显然更接地气一些。甚至“宝卷”中所唱的“骆驼墩”，也实有其地。赵世瑜将其定位在今天上海青浦区的重固镇。

  赵世瑜推测，这些猛将庙很可能是“水上人”上岸定居之际建立的信仰中心，具有里社的功能。刘猛将起初就是刚上岸的水上人的社神。“水上人”上岸的过程，可能是筑垦圩田转变为农业聚落，也可能是商业成功后置产定居。这种从离散社会到整合社会的历史过程，很可能在南宋以来的环太湖地区不断发生。层累的历史发展中，更早上岸的“水上人”的刘猛将信仰，也就可能转变为保佑农业的神灵。这就意味着，对刘猛将信仰内涵的“逆推顺述”，有可能重建江南地区南宋以来“泽国变良田”历史进程中的社会结构演变。

从江南通往上海

  赵世瑜教授将本书的最后一章题为《从东山到上海》，回应了前文中王家范老师所提出的“从苏州到上海”的历史脉络。

  19世纪后半，中国东部沿海诸多港口城市先后开埠，广阔而优越的腹地是上海得天独厚的优势。但对于商业制度、航运网络特别敏锐的东山商人及其背后的“水上人”社会，绝对是不可忽视的力量。这就是赵世瑜教授所说：“看看在开埠提供了客观机会之后，是怎样的一些人把这个而非另外那几个开埠城市打造为‘魔都’的。”

  如今上海知名景点十六铺码头，就有着东山商人与上海的联系。清末民初，这里鳞次栉比的码头中，有一个便是洞庭山码头。这座码头为在沪经商谋生的洞庭东山人提供航运服务，特别是运送灵柩返回故里。这些在十里洋场打拼的东山人，最有名的大概是席氏家族。他们先是经营典当、棉布等江南地区的传统行业，随后进入租界银行，在金融业大展拳脚。近代上海成为金融中心的过程，东山商人是不可或缺的力量。

  近代历史中，上海的城市形态与社会结构是对传统王朝体制及其社会控制方式的根本性突破。本来在明清时代，上海是以偏处海隅的边疆城市形象存在于王朝体制中的。近代开埠过程中，上海并非王朝的核心利益，如同闲子，却因缘际会，成为东亚第一大都会。“统治者无奈时总想丢芝麻保西瓜，岂知芝麻生长出的东西，竟比抱住的西瓜还大，这就是人算不如天算的天数。”（王家范：《从苏州到上海：区域整体研究的视界》）

  “水上人”本也是游离于传统王朝的核心秩序之外的。就“大一统”王朝所追求的社会稳定而言，他们漂泊于江湖，踪迹不定，挑战着王朝的“编户齐民”秩序。而就明清王朝的经济形态与财政模式而言，“水上人”的渔商之利又何足道哉？这种边缘人的身份，恰恰令他们在“编户齐民”的秩序之外，生长出一股社会活力。

  原本的“边缘人”后代，在原本作为“边缘地带”的上海，大放异彩。其中有一条隐含线索，那就是原本以码头（埠）为生计依托的人群，在当时最重要的外埠（上海）找到了施展本领的空间。进而言之，江南水乡，本就是由水路、码头联系起来的、网状的开放世界。这样的历史底蕴经由东山商人，成为海派文化基因的一部分。《猛将还乡》的故事从太湖中小小的东山岛缘起，其历史的出口则在于中国社会本身蕴含的走向开放世界的内在动力。

  （作者：赵思渊，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