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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载“盛唐记忆”的乐舞，多以《霓裳羽衣曲》为代表，但在唐代，与之齐名的还有《赤白桃李花》。此曲不见于汉晋六朝乐府，似为唐代新制之乐，郑樵认为是“唐高祖时歌”。天宝十三载（754），唐玄宗将之改制为法曲，《唐会要》记载太乐署供奉曲名内即有《赤白桃李花》，入林钟角调。在中晚唐诗人的笔下，这是一首打上“明皇时曲”烙印的宫廷乐曲。元稹《法曲》记曰：“明皇度曲多新态，宛转浸淫易沉著。《赤白桃李》取花名，《霓裳羽衣》号天落。”李益《听唱〈赤白桃李花〉》诗云：“赤白桃李花，先皇在时曲。欲向西宫唱，西宫宫树绿。”西宫指的是安史之乱后唐玄宗徙居的太极宫，李益被这支明皇法曲触发了对“开元盛世”的缅怀。
8世纪前期，日本仿照唐朝的礼乐制度，大规模地吸收、改编大陆乐舞。《赤白桃李花》虽早佚于中土，在日本却作为雅乐的左方唐乐沿用至今，并存有10—12世纪的笛谱、筝谱、琵琶谱。现存最古老的《赤白桃李花》乐谱见于966年源博雅编撰的《博雅笛谱》，存录了《赤白桃李花》序曲、破曲的笛子演奏指法。《博雅笛谱》部分乐谱来自南宫贞保亲王《新撰横笛谱》（921年），而贞保亲王又是曾在扬州学习琵琶的遣唐使藤原贞敏之高徒。
据藤原师长编成于1171年的筝谱集《仁智要录》记载：“《南宫横笛谱》云，大唐三月曲水宴必舞此曲。”狛近真写成于1233年的乐书《教训抄》也说：“《桃李花》，又名《赤白》，《贞保亲王谱》据伊势兴房所云，唐朝桃花盛时之宴乐，于三月三日曲水宴奏此曲。”两条记载引用早已散佚的贞保亲王《新撰横笛谱》，明确说明了该曲的表演场合。反观中国唐宋时期音乐文献如《教坊记》《羯鼓录》《碧鸡漫志》《乐府诗集》《乐书》等，只有后两种北宋文献提及《赤白桃李花》之名，但也没有提及这些乐舞应用于何种时节或场合。那么，将《赤白桃李花》视为三月三上巳节的专用乐舞，是唐土节俗，还是唐乐东传日本之后发生的变化？
《教训抄》提及《新撰横笛谱》是从伊势兴房那里得到这一知识，伊势兴房是一位通晓唐语而且有过入唐经历的大臣。咸通三年（862），空海十大弟子之一、出家前为皇太子的真如亲王（又称“头陀亲王”）渡海来唐求法，伊势兴房作为真如的随侍，在明州（今宁波）上岸，又经大运河抵达洛阳，再至长安，咸通七年从福州回国。伊势兴房《头陀亲王入唐略记》一书记录此次入唐见闻，咸通五年（864）二月晦日，伊势陪同真如到达洛阳，“淹留五日，寻师听读”。
同一时期的洛阳，祓禊洛滨是上巳一大盛事，正如白居易《和春深》所说：“何处春深好，春深上巳家。兰亭席上酒，曲洛岸边花。”开成二年（837）上巳节，东都留守裴度曾邀请白居易、刘禹锡等十五位名士，于洛水修禊宴饮，白居易写有《三月三日祓禊洛滨》纪事诗，诗序极言“前水嬉而后妓乐，左笔砚而右壶觞，望之若仙，观者如堵”之盛况。咸通五年（864），伊势兴房访洛期间，恰逢上巳节，亲历了祓禊宴饮的城中盛事。返日之后，伊势对当年洛滨听唱《赤白桃李花》等唐乐的情景念念不忘，将之讲述给贞保亲王等贵族子弟，于是有了贞保亲王《新撰横笛谱》中的这条记文。在日本文献的烛照之下，我们再回看《赤白桃李花》的生成语境，可以发现此曲与唐代上巳节俗的内在关联。
按照中原地区的节气物候，上巳节正值桃李芳菲之时，因此与祓祷曲水相关的诗文中常见桃李身影。南朝陈后主《春色禊辰尽当曲宴各赋十韵诗》说：“馀春尚芳菲，中园飞桃李。是时乃季月，兹日叶上巳。”古人认为桃木具有辟邪的功用，桃花契合上巳节祓恶避凶的节日内涵。《荆楚岁时记》“三月三日，士民并出江渚池沼间，为流杯曲水之饮”条下，隋代的杜公瞻注引《韩诗传》：“今三月桃花水下，以招魂续魄，祓除氛秽。”
不同于《祓禊曲》的伤春情调，描述上巳节俗的唐代诗文，普遍带着歌颂太平乐事的明快色调。“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正如杜甫《丽人行》所写，唐代社会盛行三月三日春游踏青。开元天宝年间，朝廷屡次下诏鼓励官民游春宴乐，把上巳节打造成为万民同游、普天同乐的节日。《唐会要》记载开元十八年、十九年、二十年，朝廷连续三年发布敕令：“自春末以来，每至假日，百司及朝集使，任追游赏。”开元十九年二月颁布的《赐百官钱令逐胜宴集敕》称：“咸宜邀欢芳月，继赏春风，夙夜在公，既同咸一之理，休沐式宴，俾共升平之乐。中书门下……三品以上，至春末已来，每置暇日，宜准去年正月二十九日敕，赐钱造食，任逐胜赏。”大张宴饮自然也伴随着铺陈乐舞，康軿《剧谈录》记录开元时期长安曲江池的三月盛事：“上巳即赐宴臣僚，京兆府大陈筵席，长安、万年两县以雄盛相较，锦绣珍玩，无所不施。百辟会于山亭，恩赐太常及教坊声乐。”
在桃李烂漫的河岸水涯，官员们畅饮吟诗，盛装歌伎翩翩舞乐佐宴，这一幅“上巳曲水行乐”场景，被伊势兴房等入唐日人看在眼里，记在心中，口口相传，形诸笔端，成为日本文化的唐朝记忆。乐书《教训抄》在介绍《赤白桃李花》时，文末再度援引伊势兴房之语——
“唐家风俗，每三月三日奏此曲，刺史、司马等数声相和，酣醉而还。”
李益《听唱〈赤白桃李花〉》是唯一记录此曲表演实况的中国唐代文献，那么他是否也如伊势兴房那样，曾在某年上巳节曲水宴上听唱此曲呢？诗中说：“欲向西宫唱，西宫宫树绿。”长安城中太极宫的宫树绿时，大约也是上巳寒食前后，元稹《连昌宫词》“初过寒食一百六，店舍无烟宫树绿”可资佐证。李益之诗往往从听笛、听角声等特定音乐渲染意境，所听之曲皆为唐时流传甚广的名曲，如《小单于》《梁州曲》《行路难》，《赤白桃李花》显然也是同时代耳熟能详的流行曲。
虽然中日文献均不见记载唐代《赤白桃李花》的歌词，无法窥知其乐舞原貌，然而“听众”李益所写的《听唱〈赤白桃李花〉》，以及“词作者”李益所写的《祓禊曲》，两者在情感基调上的相似性，已经暗示了彼此的关联性。初唐刘希夷的名篇《相和歌辞·白头吟》，写洛阳女子感伤落花：“洛阳城东桃李花，飞来飞去落谁家。洛阳女儿惜颜色，行逢落花长叹息。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开元宰相苏颋《杂曲歌辞·长相思》：“君不见天津桥下东流水，东望龙门北朝市。杨柳青青宛地垂，桃红李白花参差。花参差，柳堪结，此时忆君心断绝。”所谓“桃红李白花”，实即“赤白桃李花”，这些以“洛阳女子”口吻吟唱的乐府辞，借春日艳开的桃李花，咏叹红颜易老。由此可以推想《赤白桃李花》曾经也是此类乐府中的一曲。
《赤白桃李花》传入日本之后，成为每年朝廷曲水宴的“定番舞”，女伎的舞冠上簪着桃花，婆娑起舞。12世纪以降，《和汉朗咏集》“三月三日”条目所收菅原道真、菅原雅规、菅原笃茂、纪长谷雄等四句诗，被乐工合以管弦，成为乐舞《赤白桃李花》的歌词。（《体源抄》卷十一）据1171年的《仁智要录》记载，《赤白桃李花》的舞蹈已失传，遂以《央宫乐》舞蹈代替，舞者换为男性四人。日传《赤白桃李花》乐谱在序破之后有六帖，《央宫乐》曲较长，因二曲拍数不同，故雅乐表演《赤白桃李花》虽与《央宫乐》同舞容，但未取后者之第八至十一拍。日本本土诗人的歌词，再加上男性舞者的《央宫乐》——唐乐《赤白桃李花》至此完成了日本本土化的“变容”。
日本化的《赤白桃李花》，采用菅原道真等平安朝诗人咏桃花曲水之诗为歌词，曾经回传中国。北宋陈旸《乐书·四夷歌》记载：“日本国，本倭奴国也，自唐以来屡遣贡使。三月三日有桃花曲水宴，八月十五日放生会，呈百戏，其乐有中国、高丽二部。然夷人歌词虽甚雕刻，肤浅无足取焉。”这里将桃花曲水宴作为日本燕乐的特点加以介绍，又对乐舞歌词加以评点，从语气推测，陈旸有可能读过《赤白桃李花》之类的日本曲水宴乐曲歌词。
唐代《赤白桃李花》曲在宋代还有传唱的记载。贺铸写于元祐二年（1087）的《陈留道中》：“强半春风掩户庭，出门唯见麦青青。从来赤白歌桃李，曾与何人伴醉酲。”绍兴二年（1132）程俱的《二月二日富阳城东（其一）》：“当年赤白桃李花，恨无佳人绝代歌。无事对花岂易得，有酒不饮将如何。”二诗皆写春宴、佳人歌、对花醉饮，可见诗中的“赤白桃李”并非指曲中所唱“美人红颜”，而是指在春宴上听到的《赤白桃李花》曲。
“烟霞远近应同户，桃李浅深似劝杯”，作为春天曲水宴饮的助兴乐舞，《赤白桃李花》在唐土、东瀛都留下了文学与音乐的印迹。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源自唐土的《赤白桃李花》作为节令乐舞，在一千多年的春天里，歌咏舞蹈，这一历史图景，更加映照出中国文化的多元丰富景深。
（作者：吴真，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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