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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医者讲述】
白血病又称血癌，是一种危害人体健康的恶性肿瘤，青少年发病率最高。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前，该病几乎是不治之症，国内外都在探索治疗这一绝症的方法。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血液病学重点学科首席专家陆道培在骨髓移植领域不断突破，对中国血液病学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1964年1月27日，他成功进行了亚洲第一例、世界第四例异体同基因骨髓移植，不仅挽救了一个年轻的生命，也宣告了中国造血干细胞移植事业的诞生。
陆老总是争分夺秒地抓紧一切时间学习。因为，从当上血液病医师那天起，他就有一个梦想——依靠不懈努力，在有生之年攻克白血病。
——访谈人田雅婷
我1955年毕业于同济医学院，后分配至原北京中央人民医院（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科，1957年起，主要从事血液病临床和实验研究。我埋头钻研，不仅读了有关白血病、遗传学、免疫学和实验血液学的书籍和教材，还从《本草纲目》中汲取灵感。
1972年，我带领血液组设计联合化疗方案，使急性白血病完全缓解率逐渐上升到75%~80%。我们研究的紫草及紫草提取液治疗静脉炎及血管性紫癜，也受到了国家表彰。
1980年，在卫生部推荐和世界卫生组织奖学金资助下，我来到英国，在伦敦皇家医师进修学院Hammersmith医院进修。当时，国外的骨髓移植技术已有很大发展，欧美等国家相继出现了100多个异基因骨髓移植医疗病例。
出国学习开阔了我的眼界，无论在实验室还是病房，我十分珍惜时间，认真观察，收集资料。离开英国后，我又自费到法国圣路易士医院以及瑞士、德国几个著名的骨髓移植和白血病诊治中心访问学习。回国时，两个大皮箱装满了学习笔记，这些对我日后工作的开展起到了很大作用。此时，我的脑海里形成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中国也要搞异基因骨髓移植。
尽管当时国外已有大量异基因骨髓移植资料，但我们并没有照搬照抄。比如整个疗程中一个很重要的步骤，是对患者进行大剂量的放射治疗，目的是使患者的免疫系统充分抑制以保证骨髓植活，同时要杀死患者体内全部白细胞，以预防骨髓移植后的感染。西方国家的放射量为800到1200拉德，如果这样的剂量用在国内患者身上，非但起不到治疗的作用，反而会使合并症增多，间质性肺炎发病率直线上升，甚至会破坏患者的全部内脏机能。于是，我们同放射科的大夫一起反复试验、研究，决定改用600到770拉德的放射剂量。事实证明，适当减少放射剂量也可以达到较好的治疗效果。
环胞菌素是国外骨髓移植中一种比较重要的药物。瑞士的一家制药厂为生产环胞菌素已投资上亿美元。1980年，我到瑞士参观时，专门同这家药厂商议购买此药，不料，厂方委婉地谢绝了这一请求。后来，我在一篇文章中得知，这家药厂当时对中国人能否做这种复杂手术表示怀疑。我没有因此而停步不前。由于胎盘所含的某种物质可以阻碍母体对胎儿的排斥，起到免疫上的屏障作用。这样，含抗体的胎盘球蛋白既能抗病毒和细菌感染，又对身体的免疫系统有调控作用，这些恰好是骨髓移植中所面临的难题。经过临床应用，我们证明了胎盘球蛋白还可以使手术后的“移植物抗宿主病”晚出现或不出现，这对进行骨髓移植患者的生命安全是至关重要的。后来，我国率先将胎盘球蛋白运用于临床骨髓移植,引起了国际上的关注。
骨髓移植后，病人体内的白细胞为零，大剂量用药势必引起多种合并症，因此，各种医护手段都要跟上。如有的病人术后一天腹泻几十次，护士每次都要给病人做会阴、肛门的冲洗、上药和更换无菌便盆。我发现这种护理不仅劳动强度大，而且很容易发生感染。我们便琢磨出一种用塑料薄膜除便护理法，既方便又安全，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骨髓移植工作开展后，我白天要查看病人,下了班要做实验，晚上在家里还得翻阅文献资料，每天的日程表总是排得满满的，几乎没有休息日。病人手术后的前两个月，我放心不下，经常深更半夜步行一站多地，去小饭馆、招待所或部队医院借电话打，了解患者病情的变化。
1981年9月30日，我和同事们成功为一位患急性白血病的女大学生进行了骨髓移植，这也是我国第一例异基因骨髓移植。异基因骨髓移植是要在患者的兄弟姐妹中，找到白细胞配型相同的人捐献骨髓。她很幸运，她哥哥和她配型成功。但是，这种可能性只有25%，再加上人们对这件事太陌生，献骨髓者也怕自己身体受影响。我对她的母亲和哥哥苦口婆心劝说，还打了包票：“你的儿子绝不会出任何问题。”就这样，他们终于同意了。
由于同胞兄妹的基因并不完全相同，移植后可能会出现排斥反应，还可能会有移植物抗宿主病以及感染等情况的发生。因此，我们事先制定出了周密的应对方案。经过50多个日日夜夜的奋战，患者术后恢复很好，还能游桂林、爬泰山，为她提供骨髓的哥哥身体也没有受任何影响。1991年8月30日，这位患者打电话给我，一定要请我去北京烤鸭店聚一聚，庆祝她第二次生命的10岁“生日”。
从零的突破到不断发展壮大，如今，我国已经有了装备先进、队伍精良、世界一流的现代化血液病研究中心。我始终认为，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想要赢得成功，必须排除万难。患者重生的机会，需要我们全力以赴。
（本报记者田雅婷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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