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甲骨文

  【序跋窗】 

  凡是认识我马识途这个人的朋友，都说我是革命家、作家和书法家。说我是革命家，我认可，到底为革命出生入死贡献过一点儿力量。说我是作家，我只承认一半，为革命呐喊，写过几本书，但只能说是一个业余作家。

  至于说我是书法家，大概只是因为中国作家协会和四川省作家协会等单位曾在北京和成都等地为我办过几次书法展，且将其中三次义展所得悉数捐出资助了寒门学子的原因吧。

  八十年过去了，很少有朋友知道我曾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学习和研究过甲骨文。我现在把我和甲骨文这段因缘告诉朋友们。

  1935年冬，北京学生发起了“一二·九”运动。全国响应，在上海的我也参加了这个救亡运动。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我在中共湖北省委党训班结业后，由当时的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长钱瑛同志作为介绍人和监誓人，在武汉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将自己的名字改为“马识途”，宣誓终身革命、永不叛党。此后，我成为职业革命者，以革命为事业，担负着地下党地方领导机构中的重要工作。

  1941年初，由于叛徒告密，国民党特务逮捕了中共鄂西特委书记何功伟和我的妻子、特委妇女部长刘蕙馨，二人不久后牺牲，我的女儿也下落不明。我因外出工作侥幸得免，潜往重庆向中共中央南方局报告，组织上同意我报考西南联大，要我在昆明隐蔽，等待时机。

  我如愿考上了西南联大外国语文学系，后转入中国文学系。根据我党提出的“勤业勤学勤交友”的“三勤方针”，我在西南联大一方面参与地下党工作，担任了中共西南联大支部书记；另一方面在全国著名学者的门下勤学苦读。我曾修了文字学大家唐兰教授所开的“说文解字”及“甲骨文”和陈梦家教授所开的“铜器铭文金石学”等课程，颇有心得。四年后我大学毕业，获得学士学位，正欲继续深造，却得到中共中央南方局调令，离开了昆明。

  作为共产党员，我遵守党的纪律，奉命执行，放弃了在西南联大的学术研究，并将所有相关的笔记文稿付之一炬。

  此后，我冒险犯难，九死一生，战斗到1949年，迎来全国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奉命从政，从此在党政群大大小小单位任领导职务，载沉载浮七十余年之久，精业从事，未敢他骛，遂与甲骨文绝缘。但我常回忆当年，对大师们的谆谆教诲，念念不忘。

  离休之后，我在文学创作的闲暇时，竟就回忆当年所及，开始撰写“甲骨文拾忆”，尤其是2017年我的《夜谭续记》完稿后，更是投入关于甲骨文、金文等在内的古文字研究，写出这本甲骨文笔记，藏之书箧，未敢示人。

  2019年11月，忽见报载，纪念甲骨文发现120周年纪念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众多专家学者参加。习近平总书记致信，提出要确保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有人做、有传承。方知甲骨文研究大有进步，我兴奋不已，欲图效力。好友朱丹枫曾见过我关于甲骨文的原稿，力主出版。四川人民出版社社长黄立新于2021年春前来拜访，亦以为此乃西南联大甲骨文研究历程之笔记，虽有缺失，却有珍贵的价值，决定出版。我闻讯欣喜，冷藏多年的甲骨文笔记终于要面世了，这或许可算是对八十年前西南联大诸位大师谆谆教诲所交的一份迟到的作业吧。

  纪念甲骨文发现120周年纪念座谈会上，众多甲骨文研究学者热心参与。会上有学者提出“科普甲骨文”的主张，在我国中小学生和大学生中推广中华文明传承的载体——甲骨文。我作为一个曾在西南联大众多大师门下小有所成后又弃学七十余年的学生，得此信息，兴奋不已还心血来潮。于是我开始重操旧业，重读甲骨文，随读随做笔记，经过七十余年之后，重温这门绝学。

  这本甲骨文笔记，回头一看，虽然基本未脱当年西南联大甲骨文课所做笔记的窠臼，但是我本想尝试对原稿查漏补缺，特别是就唐兰教授的一些独立见解加以补充，对科普甲骨文或有点帮助。结果有负众望，未能实现。这次重读甲骨文，我又将甲骨文进行分类，选取我曾认读过的甲骨文中的一部分字，照我设计的顺序，按简体、繁体、甲骨文、拼音、《说文解字》、唐氏新解等，逐次写出，力求易认易解。分类照唐兰教授常说的以“人为中心”，如人与自然、人与家庭……

  我雄心勃勃，却才力不够、年老体衰，已无法实现这个心向往之的“科普甲骨文”项目。但我这个人又不甘心，偶然翻到几页甲骨文列表（闻一多先生所遗），其中将汉字源流用科学的方法非常简明地呈现出来了。它在我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记忆犹新。这几页甲骨文列表，随时提醒我要继续我的老师们的名山事业。于是我又把我选的一些汉字的甲骨文等古文字，分字写出，以便于后学者检读。对西南联大课堂上大师讲授的古文字的回忆与对古文字的说解，也许是我这个老人所能做的最后一件功德的事吧。

  （作者：马识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