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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漫长的等待，童庆炳老师的《口述自传》终于在今年1月出版了。作为童老师弟子，我既为他能留下这一本口述史而感到庆幸，也向为这本书整理出版付出心血的所有有心人深表谢意。
童老师已通过其讲述，对自己的人生之路有了一个清晰的描摹——少时家境贫寒，祖母拿出4块银圆（那是她准备用来买棺材的钱）供其念书，才没有中途辍学。然后他从连城一中到龙岩师范，又从龙岩师范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提前毕业留校任教，最终成为一个受人喜爱和尊崇的大学教授——这既是童老师的生命轨迹，实际上也应该是许多学者的成长之旅。与他的同龄人相比，童老师的幸运之处在于，当许多人在1960年代不得不荒废学业时，他却先后赴越南、阿尔巴尼亚教书各三年，出国见世面。他说他在河内师大几乎把中文系的课程全部上过一遍，又在地拉那大学靠“偷书”饱读诗书，大快朵颐。有人给他概括说：“你是在越南读完了硕士，然后又在阿尔巴尼亚读完了博士。所以你现在作为一个博士生导师也就不奇怪了。”仔细想想，还真是这个道理。
童老师的看家书是《红楼梦》，因为这本书他读过无数遍，其中有几章到了能够背诵的程度；而他写出的第一篇论文则是《论高鹗续〈红楼梦〉的功过》，刊发在1963年的《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上，时年他只有27岁。我在这里指出这一事实，是想强调童老师生前经常讲到并且也讲到这本书中的一个道理。留到文学理论教研室后，钟子翱是其老师。他认为读书做卡片（摘抄）是重要方法，50岁之前不能写文章，只能做卡片；只有成为饱学之士，方可挥斤运斧。但童老师却从朱光潜那里，尤其是从他的老师郭预衡那里意识到，正确的做法是边读边写，边写边读。童老师说，古人有“悔其少作”之说，“但是我不悔，我认为这像一个小孩学走路，他能站起来迈出第一步，那一步可能是很不稳的，是要跌倒的，或者歪歪扭扭的，这都没有关系，你会越走越稳，越走越好。如果说要等他学会像大人一样走路了，然后要按大人那个样子走，那他永远走不出第一步。”
休谟说过：“只有写了自己丢脸之处的自传，才可能是真实的自传。”自从记住这句名言之后，我读他人自传就有了标尺，童老师这本自然也不例外。例如，童老师特意讲了他当年初为人师时所上的第一课。虽然这一课经过精心准备，甚至讲稿还请黄药眠先生看过、提过意见，却还是被他讲砸了。也是因为讲课的失败，他被排挤出文学理论教研室，成了社科处一个喝茶看报的小科员。
这是童老师的丢脸之处，也该是他刻骨铭心的创伤性体验。从此往后，如何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和学术水平，就成了他反复琢磨的一个问题。书中有一节内容，名为“我的老师们”，说的是50年代北师大中文系师资力量的强大阵容——李长之思想活跃，谭丕模条理清晰，穆木天童心未泯，刘盼遂爱书如命，黄药眠倡导教授治校，郭预衡学问深不可测，叶苍岑讲课从容不迫，杨敏如课下平易近人，邓魁英背诗滚瓜烂熟，王汝弼注释古文功力不俗，陆宗达对古代汉语烂熟于心，启功的“猪跑学”博大精深，钟敬文的不懈治学令人动容……童老师在每位老师那里都要深情回忆一番，这既是在向他们致敬，也是在总结他们教学、治学的经验，以便让其融化在自己的血液中，成为自己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重要元素。而在这些老师中，对他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人自然首推黄药眠先生了。
黄药眠先生（1903—1987）在20世纪50年代已是一级教授，也是作家和著名文艺理论家。童老师留校之后黄先生就指点他说，文学理论无论教学生还是做研究，都要和具体作品结合起来。亦即在讲完一个论点之后，要把作品拿过来做分析，把作家的创作经验拿出来做补充。这么去讲课，既讲了道理，也摆了事实，学生才爱听。否则，“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从逻辑到逻辑，没有具体的东西”，理论就成了干巴巴的东西，学生就要打瞌睡。而更重要也更让学生感兴趣的是，“我是把自己摆进去的，把我自己的所见所闻、所经历的甚至梦境，都放到课上去讲。这样讲不但使课更加丰富、更加生动，也更能吸引学生，更能够让学生理解到，文学理论跟每个人的生命、每个人的经历、每个人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不是那种纯粹的概念、纯粹的学术。”
听过童老师的无数次课后，我可以作证，童老师确实善于摆事实讲道理，也确实善于“把自己摆进去”。如今我想到的是，童老师之所以后来成了一个讲课能手，甚至把上课看成是自己的节日，很可能都起因于他最初的那次“丢脸”。因为既然此前丢了脸，那么后来就一定要找回这个面子。而这种寻找的过程，其实也是他潜心琢磨讲课技巧的过程。
黄先生对于文艺学专业的重要性也不言而喻。80年代初国家恢复申请学位制后，黄先生是不愿意申报博士点的。当时童老师找他，希望他领军挂帅，他的说法却很不客气：“你这个人胆子怎么这么大，你年纪轻轻的，就想带博士。我不是博士，你也不是博士，我们能培养出博士来？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嘛。自己给自己找麻烦，怎么可以这样呢？这不好。”1983年第二次申报，童老师又找黄先生，这次则公开跟他亮出了底牌。童老师说：“黄先生，现在不是你要不要这个博士点的问题，现在是我要这个博士点，我们整个教研室要这个博士点。这关系到咱们这个教研室，这个你所创立的教研室，在全国处在什么地位的问题。”又是一番苦口婆心的劝说之后，黄先生才勉强同意了。结果他一点头，北师大文艺学学科就拿到了全国高校的第一个博士点。
黄先生对于童老师个人，还有一席话我以为更为重要。1979年5月，童老师陪黄先生坐火车去西安，参加“高等学校文艺理论研究会”（即后来的“中国文艺理论学会”）成立大会。路上，黄先生说：“你写的东西里面常有感性的表达，为什么不尝试着搞点创作呢？写诗歌、散文、小说，这都可以。现在的文学理论都是借助概念，完全是一种逻辑推演，其实很多概念是没用的，只有一部分概念是有用的。你通过自己创作的体验，知道哪些概念是有用的，哪些概念是没用的，以后讲课时，把那些没用的清除掉。而那些你在创作过程中感受到有用的概念，要重点先弄懂，再弄深弄透，这样你的课才会讲得好。”这番话对童老师触动很大，于是他在80年代既与妻子曾恬老师合作，出版了长篇小说《生活之帆》，也独自撰写了长篇小说《淡紫色的霞光》。后者取材于童老师家庭生活中的一个真实故事，这其实也是让童老师感到丢脸的地方。而他讲得坦然，没有丝毫遮掩，也说明他胸襟坦荡。
实际上，关于文学创作，童老师本来计划是在晚年大干一番的。他说他“起码构思了三部长篇小说，还有两部长篇写出来了但还没有出版。因为人活到这个年龄就没有那种急着拿出去的冲动了，总之要做到最好，才能够把它拿出去”。但遗憾的是，因为他的突然离世，不要说构思已无法兑现，就连已经写出来的恐怕也不可能面世了，道理很简单，因为它们还没有被“批阅十载，增删五次”。
现在想来，童老师的这种做法，既是黄先生点拨的结果，也该是他认识到一个标高。因为在他看来，像鲁迅、茅盾那样一边搞创作，一边搞理论，或者从创作到理论，或者从理论到创作，这才是学者型作家或作家型学者本来应该有的样子。也就是说，一个人只有“两栖”起来，他才能让理论照亮创作，让创作丰富理论。童老师说：“我认为，一个教师要是自己既能够写论文，又能够写小说，对学生影响会很大。学生会对这个老师另眼相看，觉得老师不简单——不但是这样说的，还会这样做。说也能说，做也能做，他就是一个文学人。”
诚哉斯言！这是童老师的“夫子自道”，他就是这样一个文学人！
（作者：赵 勇，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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