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醉笔，最富天真”：王羲之《兰亭序》

  《兰亭序》素有“天下第一行书”的美誉。这件书法神品的作者王羲之，则是琅琊临沂（今属山东）人。也可以说，这是中国东晋时代一位北方南迁世家子弟在江南青山绿水之间创造出来的艺术上品。

  王羲之写这篇文字时，已是51岁，书法风格臻于佳境炉火纯青。是他书风成熟时期的代表作品。

  这一年是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农历三月三日，上巳节，古代习俗，得到水边，临水而祭，祓除不祥，即这篇文章里说的“修禊事也”。

  这一天，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山阴（今浙江绍兴）兰渚山下，名满天下的谢安、“掷地当作金石声”的“才笔之士”孙绰、名理精湛的高僧支遁，以及王羲之和他的儿子等41人，雅集兰亭，列坐在溪流两旁。溪水蜿蜒，斟满了酒水的杯子，被这一次雅集的“司仪”放在溪水上，从上游顺流而漂下来，酒杯停搁在了谁的跟前，谁就得饮酒赋诗咏怀。参加这一次风雅聚会的名士们，兴致都很高，一共写了37篇诗。37篇诗汇集成册，大家又一致推举王羲之写序，这就有了这篇传颂千古的《兰亭序》。王羲之的这篇序之外，孙绰也写了《兰亭后序》，也是记叙这一次盛大的燕集的，只是名气没有羲之的这篇响亮。孙绰也是中国古代散文史上留得住名字的人物。

  想来羲之当时是有些微醺了，蚕茧纸，鼠须笔，乘兴挥洒，一气呵成，仿佛有神助。所以《兰亭序》无论文辞还是行书，俱浑然天成，随意自然。潘伯鹰先生说“出于醉笔，最富天真”。据唐人何延之《兰亭记》说，羲之醒来再想重复书写，竟不可得当时的神韵。这或者也可作为艺术的“酒神精神”之一例中国旁证？

  可惜这样一件无上的书法妙品，原迹已给唐太宗李世民殉了葬，带进了他的墓里，我们无缘得见真笔了，我们所能看到的，也只能是复制品了。现存的重要的复制品，启功先生《兰亭帖考》概括主要是两类：一类是宋代定武地方出现的石刻本，一类是唐代摹写本。启功先生梳理了世传《兰亭帖》各本子和各种旧说，去除种种可疑的说法和明显附会无关紧要的事，给今天我们所见到的王羲之《兰亭帖》复制品，做了一个比较简洁清晰的说明：《兰亭帖》唐初进入御府，有许多书手进行拓摹临写。后来真迹殉葬昭陵，世间只流传临摹之本。北宋时发现一个石刻本在定武，摹刻较当时所见的其他刻本为精，就被当时的文人所宝惜，而唐代摹临之本，也和定武石刻本并行于世。定武本由于屡经锤拓的缘故，笔锋渐秃，字形也近于板重；而摹临的墨迹本，笔锋转折，表现较易，字形较定武石刻近于流动；后人揣度，便以定武石刻为欧（阳询）临，其他为褚（遂良）临。

  不过历来也有以为流传的《兰亭帖》不是王羲之的字迹。清末顺德李文田就持这一看法。李文田说古称右军字“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所以世无右军之书则已，如果有的话，“必其与《爨宝子碑》《爨龙颜碑》相近而后可，以东晋前书与汉魏隶书相似，时代为之，不得作梁、陈以后体也。”李文田引的这八个字，出自梁武帝《书评》。今人黄永年先生也引录梁武帝《书评》“王右军书，字势雄强”等句子，认为我们今天所见的《兰亭序》为梁陈人书。这也是一种说法。但这些说法，也不一定靠得住。所以没有能够在书学史上占据主流。

  我们看王羲之的这件《兰亭序》书法，飘逸，空灵，自然，28行324个字，纵横自如，即使是重复二十多次的“之”字，也是极尽变化，字同笔异而意殊。《晋书》里的《王羲之传》评论羲之的字，“论者称其笔势，以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确是的评。今人沈尹默先生说羲之的字是“刚健中正，流美而静”“美玉贞坚，宝光内蕴”。这样的法书，就算不归入羲之名下，又何碍它所具有的艺术价值呢？可它到底还是羲之的字迹。

  王羲之是行书的祖师，《兰亭序》是王羲之书风成熟时期的杰作。这两句话就可以作为《兰亭序》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的价值的主要表述了。

  故宫博物院所藏《兰亭序》，因卷上有唐中宗神龙年号小印，所以称作“神龙本”，传说为唐代冯承素双钩廓填本，纸本。按照启功先生分类，这应该算是“唐代摹写本”这个系统里所传世的一种。启功先生诗云“赖有唐摹存血脉，神龙小印白麻笺”，启先生以为这个“神龙本”于原迹墨色浓淡不同处亦忠实摹出，“在今日所存种种兰亭摹本中，应推最善之本”。至于是不是冯承素所摹写的，也不能确考了。

  南朝宋刘义庆著《世说新语》，其中的《企羡第十六》有一则记王羲之和《兰亭序》：

  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又以己敌石崇，甚有欣色。

  这段文字，大意是说，王羲之得知有人以《兰亭集序》比《金谷诗序》，又把自己和石崇相提并论，流露出很欣喜的神色。石崇的《金谷诗序》，写于晋惠帝元康六年，公元296年。石崇在他的别墅河南金谷涧邀集三十人雅燕，为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送行。众人昼夜游宴，饮酒赋诗，汇成诗册，石崇作《金谷诗序》。石崇，渤海南皮人，颖悟有才气，伐吴有功，封安阳乡侯，善诗文，这篇诗序名气很大。所以王羲之“甚有欣色”。

  不过今天的文学史家推崇羲之《兰亭序》甚于石崇《金谷诗序》。《金谷诗序》自然也是一篇好文章，也是代表了“序”这一个文体的“新变”。但史家以为，只是到了羲之的《兰亭序》，序文这一个文体才彻底从传统的集序、单篇文序独立出来，成为文士特有的诗文活动的“序言”，并在南朝得到延伸，此后如“赠序”一类的文章，也是沿着羲之此文所辟的方向演进而达到新地界。说见李山先生撰著《中国散文通史·魏晋南北朝卷》。郭预衡先生说羲之的这篇序里记述山水景物，“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已是历来传诵的名句，“散文到了汉代，开始有了景物描写。到了六朝，在散文里，也可以说是‘山水方滋’。羲之此文，即是一例”。这也是从文学史演进的视野来看羲之的这篇名作的。

  既然羲之的《兰亭序》有这么高的文学史意义，鉴赏力极高、趣味极佳的南梁昭明太子萧统，他编《文选》为何不收进这篇呢？钱钟书先生《管锥编》分析这个文本，以为羲之这篇序“真率萧闲，不事琢磨，寥寥短篇，词意重沓”，着眼于孤立的单篇文本，自然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昭明太子不录《文选》中，也是可以理解的。钱钟书先生又推测：羲之“岂抟心揖志在乎书法，文章本视为余事耶？”羲之意在书法，写文章则为书法之外的余事，这个推测也是通顺的。当然，如果放在文学史或文体史演进的视野来看，则对羲之这篇序的估衡，自然又当不同了。

  南朝梁刘孝标注释《世说新语》，在我前面引的这一则笔记后面写的注文里又收进了《兰亭序》的另一个版本，篇名作《临河叙》，除了文章里文字有些差异之外，结尾处多了“右将军司马太原孙丞公等二十六人，赋诗如左，前余姚令会稽谢胜等十五人，不能赋诗，罚酒各三斗”数句。文学史家推测，羲之写这篇序时，是没有这几句话的，汇编成册时又加上了这几句“以合于序言的体要”，但如果羲之的书法作品里再补上这几句话，“就有累赘之感了”。这个解释合情合理，说得通。

  羲之《兰亭序》是有着书法史和文学史的双重价值的，虽然羲之当时以文章仅为余事。

  王羲之生于西晋太安二年（303），卒于东晋太元四年（379）。他所在的琅琊王氏家族，从北方迁移到南方，一直都是世家名门，具有很高的文化修养。

  依潘光旦的说法，南北朝时期发生了中国近二千年来的第一次人口大播迁，即“永嘉南渡”。它的结果，“最显著的自然是长江下游人才与文化的充实，而人才的充实显然是文化充实的一个主因”。山东琅琊王氏就在这一次东渡里来到了南方。王羲之在东晋，做过江州刺史、右军将军、会稽內史，所以他也被叫作“王右军”。“永嘉东渡”，大族南迁，北方发达的中原文化也就跟着南来的北方人落户到了南方，南北文化在这个时代又作了一次伟大的交融，也因此促发了江南文化的一次蓬勃的大发展。《兰亭序》也就可以视作一个迁来江南的山东人给江南文化作出的一项杰出贡献。江南文化，在东晋之后，逐渐地超过了北方中原，唐宋元明清以来一路遥遥领先。近世西风东渐，南方再次得风气之先，吸取西洋文化，领异标新。

  临沂的王氏故居，我七八年前曾拜访过。绍兴的兰亭，近年来也数次游览。在先贤留迹的地方，遥望青山，临水缅想，不能不有所慨然。

  （作者：周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