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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数字技术创新实现多点突破，以5G、人工智能、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型信息基础设施正逐步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互联网作为互联互通的重要信息平台，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也愈加凸显。日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联合北京科技创新中心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数字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举行“平台互联互通与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就互联互通的难点问题，与会专家从信息、法学、管理学等学科的不同视角和维度展开深度研讨。
平台之间互联互通是大势所趋
“无论是国家政策还是网民呼声，平台之间的互联互通都是大势所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教授刘连忠说。
刘连忠表示：“所谓的互联互通，并不是平台自身技术系统的打通，而是在相互兼容性上给对方提供接口，开放API（应用程序接口）。从用户体验来说，在一个平台使用移动支付的时候用微信或支付宝都可以，或者在微信上既能打开京东的链接，也能打开淘宝、抖音的链接。从实际情况看，平台间链接屏蔽问题并没有得到实质性解决，互联互通还存在许多具体如何落实的问题，有待进一步推进。”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教授尚涛表示，目前很多大数据平台内部并没有真正做到互联互通。欧盟做出了一些规定，如要求大型平台对平台上的经营者一视同仁，不得差别对待。随着平台垄断形式的层出不穷，我们也要有新的约束，在技术手段之外，还要通过法律手段来保障。
“大部分消费者希望平台可以实现互联互通，通过推动平台间API开放与信息交互，优化安全治理体系，逐步打造开放、健康、安全的数字生态。如此，不仅有助于提升用户体验，也有助于提高社会治理的效率。”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副教授宋晓说，“在打击电信诈骗方面，黑名单的共享可以阻断某些犯罪分子在不同平台流窜活动。例如，在打击电信诈骗方面，如果微信、抖音、微博各个平台API打通，实现黑名单共享，就可以阻断某些犯罪分子在不同平台流窜活动渠道。”
使用新技术手段为网络内容安全保驾护航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博士生导师彭浩认为，互联网内容安全是国家网络空间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异常检测是实现智能化网络空间治理的核心技术，目前的技术要求不但能检测，还要用AI技术实现控制主动防御，形成闭环。
据彭浩介绍，时空网络大数据计算能够优化交通、物流等领域，人工智能技术、数字孪生、元宇宙都是赋能智慧社会新引擎，这些尤其需要网络空间社会的公共安全及治理。
“平台互联互通议题形成的背景，是整个互联网业态在‘开放’和‘控制’间的演化和平衡。”电子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贾开指出，回顾互联网发展历史，整个过程是不断打破原有组织结构并让更多人参与的“开放”过程，与之伴随的则是一定程度的冲突和混乱。这时，平台作为新的“控制”形态，发挥了组织协调作用，其重要性也因此体现出来，但这种控制也会逐步加强。
“如何理解互联互通，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实际上也就是如何解决‘开放’与‘控制’间的动态平衡问题。在当前的讨论中，我们可能忽略了技术路线的多重可能性。”贾开说。
“现在的平台垄断、内容深度伪造、隐私侵犯等问题，很大程度上源于万维网设计初始的缺陷这一根本性问题。”贾开认为，万维网起初只重视了开放性，通过“单向链接”的方式，不用信息源做任何的回应和许可即可以与其他资源链接在一起，因此导致数据和应用的深度绑定，也就是账号与平台的深度绑定，而每个账号的数据在不同互联网公司都形成了一个“数据竖井”。今天的互联网商业生态是在这个技术前提和技术环境下发展起来的，平台的先发优势、网络效应、垄断的势力和能力都由此而来。
贾开建议，可以选择两种思路进行技术改革：一种是在现有的技术环境和技术条件下讨论政策规制问题，另一种是修正当时的万维网设计并发展出新的技术路线。
推动平台市场相互开放释放红利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胡凌认为，互联网从开放到封闭的过程有其逻辑。“早期互联网发展更多表现为开放，因为它重新吸纳组织了工业化时代生产方式的资源和要素，后来随着互联网的变化，尤其是所谓平台兴起和牢固，逐渐推进数字市场的基础设施，这个过程是一个控制过程，也是其走向封闭的逻辑。”
“从宏观角度讲，平台市场间通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动的相互开放可以进一步释放更多红利。”胡凌说，“比如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评价标准，在不同平台或企业之间的劳动价值的认可应该是连续性的，这是一种市场基础设施，只有靠公共权力才能在全国范围内搭建。再比如通过平台市场互联互通，小企业可以借助大型平台的流量，大型平台也可以向小企业提供云计算或者其他软件获取收益。”
胡凌强调，在实际环境中，平台企业可能只有动力在自己的平台上搭建基础设施，无法连通不同的市场。“公共政策应该在这个角度上发力，但打破大平台间壁垒也不能单靠强制力，还要让市场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作用。”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研究员刘典表示，今天的互联网主要平台本能地会利用规模效应寻求市场支配地位，要通过外在监管，让它克服本能，兼顾一些社会公共性目标。“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和法律问题，也不是经济政策的监管问题，而是在数字时代，企业、国家和个人主体间新的权利义务治理体系和平衡过程的问题，政策落地受企业自主性影响极大，非常依赖大型平台的主动承担。企业利益、消费者权益、政策监管，这是一场多方博弈，打破围墙壁垒，推动大型平台间互联互通，还需多方携手并进。”
“当前数字平台的覆盖领域已经从信息产业拓展到实体产业。从信息聚合的角度来看，平台掌握大量的数据。”北京科技创新中心研究基地研究员李铎说，不论从数字技术的实力，还是从深入社会的领域和范围，数字平台在参与社会创新方面都拥有非常明显的优势，“互联互通已经成为平台企业参与我国数字社会创新的关键内容”。
（本报北京2月24日电 本报记者 张亚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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