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书为何是件“苦差事”

  2022年年初，一个“天才儿子”的故事刷屏了——身心多难的金晓宇通过自学，十年翻译了22本书。通过媒体报道，于困苦中自强的译者金晓宇终于被看见、被聆听，甚至被称为“天才翻译家”。但现实情况是，金晓宇至今仍难以靠译书稿酬谋生。他自述：“翻译的稿费很低，一千字五六十块钱。这些年家里的开销主要是靠我爸妈的退休工资。”

  金晓宇以自身极特殊的情况呈现出了图书译者的生存状态：写在书籍封面的译者姓名是一份荣耀，但荣耀背后的甘苦却少为人知。记者了解到，目前，即便是“天花板”级的专业译者也无法仅靠译书生存。

  “象牙塔”里的学者则是另一类译者群体，译书对他们来说同样是一份“苦差事”。商务印书馆一位学术书编辑说，现在做学术书翻译的一个瓶颈是找学者不容易，“就我所知，译作在大多数高校都不算学术成果”。

  职业译者低稿酬、学术翻译“无工分”——这是当代图书翻译的基本现状。

80元/千字的译书“票友”

  2021年3月，某出版机构招募译者，明确标明翻译稿酬为80元/千字，随后有人给原作者写信“投诉”，指责中国出版方“压榨译者”。出版机构编辑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喊冤：80元/千字虽然不高，比起其他工作的报酬可以说很低，“但请考虑下国内这类图书的实际收益”“我们目前已经收到26份此书的试译稿”。

  译者和出版方双双叫苦不迭，起码指出了一个事实：千字五十至百余元的译书稿酬是业内多年来的普遍标准。按此标准计算：一本10万字的书，80元/千字的翻译费，稿酬税前8000元，网友调侃“扣税后只够买台手机”。其实大多数译者每天基本上只能译两三千字，一本10万字的书起码耗时一个多月。社科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分社社长董风云一语道出了译书群体的基本面貌：国内就算是“天花板”级的译者，也很难用译书这件事来养活自己，“目前译者的主力军还是业余爱好者、‘票友’”。

  商务印书馆编辑李婷婷分析，翻译稿费一般来说不高，甚至可以说很低，原因有很多，图书的利润不高是主要原因。据了解，一本印数只有3000册的图书，收回成本已经很难，译稿费自然也在成本范围内。另一个原因则是译者的可替代性越来越高，随着机器翻译技术的进步和人们语言能力的提高，很多通俗读物、实用性文件翻译均可用机器替代或辅助。多种因素导致了译书很难走上职业化道路。

  董风云介绍，目前出版领域翻译稿酬计算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按字数一次性支付稿酬，一本书大致几万元；另一种是版税制度，与销量紧密相关，通常在6%~10%不等。但以大多数人文社科书的销量，市场回报甚至不及一次性稿酬高。

  回望近代中国，译著与整个现代出版业及版税制度的确立息息相关。1903年严复翻译出版《社会通诠》时，与商务印书馆共同签订了我国第一个关于出版的合同，确定了各自的权利与义务、版权归属和版税支取等问题，稿酬和版税制度也由此而确立。据统计，严复因其译著在商务印书馆存入大笔版税，到1919年达两万元上下，后来购买商务印书馆的股票成为股东。严复晚年不担任社会职务，基本靠版税为生。

  换言当下，一本图书卖得好不好，翻译出版前其实是个未知数，爆款畅销书虽是少数，但并非没有。

  2021年10月，《百年孤独》中文版（南海出版公司版）销量累计破1000万册，可谓现象级畅销书。据了解，该书译者北京大学副教授范晔当初签订的也是一次性稿酬，也就是说，后续销量如何与译者无关。范晔透露：“据我所知，现在能拿版税的译者很少。”

一份难计回报的“良心活”

  具有较高门槛的学术及严肃文学翻译是另一个议题。

  2021年5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聂敏里及其团队耗时十年翻译出版了策勒的《古希腊哲学史》，这套书共8册300余万字，实现了国内几代学者的夙愿，受到了学界一致好评，并入选了《中华读书报》“2021年度不容错过的20种历史好书”。在外界看来，这项翻译活动可谓“功德圆满”，但由于译著不受重视，十年译书均不计入学者工作量。

  聂敏里说，译著在职称评审、科研奖励、工作量考核等方面都不被计算。所以，翻译基本上是一个“良心活”，译者凭着自己的学术责任感来做，所追求的是知识传播推动社会进步的效果，但所获得的只是学术界的口碑。

  有学者介绍，学术评价标准有一个排序：学术论文排序最高，其中又分成A刊、B刊、C刊的等级；学术专著次之，职称评审必须要有专著，但就科研奖励而言，一本专著比不上一篇C刊论文，专著也需要通过参加部分评奖，才能得到承认和重视；而译著就是第三等的。据了解，曾有北京高校对译著进行折算，即一本译著相当于0.6篇学术论文，但后来折算也取消了。

  采访中，有学者认为，忽视译著是因为对学术成果的大众推广不够重视，发表一篇本来不应该被写出来的论文，其价值远远不如翻译一篇好论文或者一本好书。也有学者指出，译著不算学术成果的主要症结在于很难量化。比如，翻译一部《尤利西斯》比翻译一本通俗文学难度大很多，著作分量和翻译水平都很难界定。相比之下，学术期刊本身就是一种标准。

  评价体系发挥着“指挥棒”的作用。去年，有历史学者翻译出版一位海外知名汉学家的著作，耗时多年，光是研究专有名词就下了很多功夫。该学者感叹：“至少对我来说，译一本就够了，不想再干这事了，有这时间自己都可以写好多文章和书了。”

  “用爱发电”“费力不讨好”“良心活”“为他人作嫁衣”……在学术界，翻译成果不受重视渐成“不足为外人道”的老话题。于是，学术翻译出现了“平行宇宙”：一面是“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世界文学名著文库”等为代表的译介行为被文化界高度认可；另一面，回报较少的学术翻译越来越纯化为一种学术和文化上的公益行为、利他行为，同时还要接受读者对翻译质量的质疑。

  “你鼓励年轻人来做文学翻译，是一个非常不负责的行为。”范晔清楚地记得一位友人对他说的这句话，所指正是译书这种“苦差事”的困境。然而，就连范晔自己也无法拒绝文学翻译对自己的“召唤”。去年，他耗时七八年翻译的《三只忧伤的老虎》正式出版，这部小说被誉为拉美的《尤利西斯》。范晔说这次翻译对自己来说是“一次空前挑战”，书中有很多古巴特色的西班牙语，结构复杂、文体丰富。为了更好地理解古巴作家因凡特所写下的“文字游戏”，要看书中提到的老电影，还要查阅方言词典。范晔说：“最初想得很简单，就是看到一些好的东西特别想跟人分享。”

让译者不再“隐身”

  究竟该如何看待翻译活动？意大利学者劳伦斯·韦努蒂写过一部翻译史，名为《译者的隐身》，指出译者就像站在作者影子里的“隐身人”。

  “翻译之所以是次等活动，译本之所以是次等文本，译者之所以次于作者，都是因为翻译出自模仿而非独创。”北京大学翻译学者章文解释道。不久前，她刚刚凭借《异域的考验：德国浪漫主义时期的文化与翻译》获得第十三届傅雷翻译出版奖，可以说是翻译了一本翻译学经典后得的一个翻译奖。其实，翻译作为专门学科只有50多年的历史，人们对这项活动的认识还有许多不足之处。

  章文认为，虽然译著在某种意义上是模仿，但不应该遮蔽翻译行为中巨大的创造性。事实上，所有的学术成果都是对前人成果的模仿和自我创造的结合，都植根于前人已经织就的巨大互文性网络，在这一点上，翻译与写作并无本质区别。

  我国历史上曾出现三次翻译高潮，译者一直是文化的“摆渡人”，经历了从“舌人”“通事”到今天“翻译家”的地位变迁，并在严复、梁启超、鲁迅等一代代学人思想家的理论及实践中得到确认。梁启超曾言“今日之中国欲自强，第一策，当以译书为第一事”。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第一个完整的中文译本，为中国革命引进了理论指南，翻译的价值无须赘言。章文认为，“翻译低于原著”是过于简单粗暴的价值判断，需“一事一议”，具体评估特定译作的价值。

  “译者，易也，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翻译是分享，同时也酝酿着创造。范晔说，“文本通过译者到达更多的读者，从而产生一些事先完全无从估计的相遇，这种奇妙的感觉也让我觉得这个工作很有价值”。

  2021年，翻译家刘星灿和叶廷芳相继逝世。“我知道他们是出于喜欢，才心甘情愿地做翻译，在清贫中把自己一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外国文学翻译。”《世界文学》主编高兴在回忆时说，“我特别想对年轻的译者们说，虽然现在稿酬并不是特别高，但只要自己喜欢，只要坚信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就义无反顾地去做。”

  为了让人们看见译者群体、认识严肃翻译，让译者不再“隐身”，学者们普遍认为，设立一些资助、奖励是目前比较现实可行的方法。去年，图书品牌甲骨文和单向街公益基金会联合发起了“雅努斯翻译资助计划”，希望资助在文学和学术领域有突出贡献和公共影响力的杰出译者和青年译者。范晔认为：“这样的奖项在精神上的鼓励意义更大一些，可以体现出对翻译价值的肯定。”

  （本报记者 陈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