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的长篇小说《猴儿与少年》(花城出版社2021年12月出版)沿袭了他一以贯之的灿烂诗心与昂扬蓬勃的如火激情,以追忆的方式,叙写了鲐背老人、外国文学专家施炳炎“摊上事儿”后,下放到农村的一段“热气腾腾”的往事。在这段往事中,猴儿“大学士三少爷”与“核桃少年”侯长友举足轻重,特别是“猴儿三少”,王蒙称其是自己作品中的“最爱”。
《猴儿与少年》中的“猴儿大学士三少爷”是王蒙贡献给文坛的一个生动有趣的艺术形象,从生物学、生态学、生命学的意义上,王蒙写活了“猴儿性”。猴儿三少的伶俐机智、闪转腾挪,自由自在自如自安自闹自玩,不怕人、不服人、不讨好于人的独特“个性”,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特别是对猴儿哥二叔耍猴儿、“三少爷照镜子”的描写,简直妙绝——左照右看,东抓西挠,前伸后缩,急躁狂乱,猴态百出。从耍猴儿的角度看,实在趣味盎然。
初读《猴儿与少年》,我对王蒙塑造的“猴儿大学士三少爷”是颇有点儿困惑的,继而数次读作品,稍有领悟。猴儿在小说中是否也是王蒙的历史哲学、文化哲学和心理学的意义载体呢?“猴儿照镜子”的细节,凸显了猴儿三少的象征意义。猴儿三少与施炳炎、王蒙互为镜像,互为“镜中我”,施炳炎身上的那种自尊、自恋、自怜是否也是猴儿三少镜中的那个“自我”呢?从人类发展的意义上看,“猴儿”正是人类的原初镜像。从猿到人,劳动起到了决定作用。这也是施炳炎并不反感体力劳动的缘故。他相信劳动创造人,劳动创造世界,这是他的信仰和初心。“施炳炎为自己的劳动史而骄傲,而充满获得感充实感幸福感成功感!劳动是他的神明,劳动是他的心爱,劳动是他的沉醉,劳动是他的诗章!”施炳炎作为王蒙的“镜中我”,他的追忆,他对历史的看法,自然会得到王蒙的赞许和积极回应。王蒙见证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近百年的历史进程,欣逢其时,置身其中,在人生的晚年,回忆当年的盛况,应该是什么状况呢?用王蒙的话说就是:“我赶上了激情的年代,沉重的苦难、严肃的选择、奋勇的冲锋、凯歌的胜利,欢呼与曲折,艰难与探索,翻过来与掉过去,百年——也许是更长的时间——未有的历史变局,千年未有的社会与生产生活的发展变化,而我活着经历了、参与了这一切,我能冷漠吗?我能躺平吗?我能麻木不仁吗?我能不动心、不动情、不动声色,一式36.5℃吗?”从19岁时的“青春万岁”到87岁时的“万岁青春”,昭示着王蒙激情燃烧的诗人本质。
小说设置的“真假宝玉”即施炳炎与王蒙同时出现在小说中,不是没有用意的。施炳炎作为王蒙的镜像,他的经历和情感指向,乃至所思所想都可以说与王蒙极为相似甚至相同。从王蒙自传《半生多事》中可以认证,《猴儿与少年》的故事正是来源王蒙生命中的一段真实经历。不过我觉得,施炳炎与王蒙还是不完全一样的——王蒙≥施炳炎。王蒙作为施炳炎追述往事的倾听者,实际上也是叙述者、品鉴者、审视者、对话者。从读者接受的角度看,王蒙作为一个大体量的作家、饱学的学者,他与施炳炎的对话,自然有着思想的广度和认识的深度。因此,我不赞同简单地把《猴儿与少年》视为“《青春万岁》的回响”的说法。《猴儿与少年》不仅是激情的歌、青春的歌,而且是对历史、现实乃至未来的省思审视之作,在作品中作为哲人的王蒙的另一面——“冷峻理性的自我”时时闪现。
施炳炎的“七个我”——倒霉蛋、革命人、被责难者、自适应者、天真乐观者、时代见证者记录员、文学人,实则是王蒙对“自我”审视和对“自我审视”的审视。借用美国传播学家库利的镜像效应理论来看,王蒙手里拿的不是一面镜子,而是多面多维的镜子。在不同的镜子里映照出不同的“自我”“自我的自我”,以至无穷,王蒙将其命名为“长廊效应”。如何看待自己亲身经历过的那段历史,这对王蒙来说,在情感与理智之间的龃龉和悖反是明显存在的,这在他的《活动变人形》、“季节系列”等小说中都有互文。如今在耄耋之年,王蒙回首往事,可以更加自信与从容地站在岁月的峰峦上观照历史,他试图以全景式的大历史观来审视过往。那些带着火热温度的激情岁月,令他迷恋、迷狂、晕眩,但同样也伴随着哀伤与沉重的代价,乃至荒唐。在《猴儿与少年》中,王蒙一如既往地专注于大时代、大历史,他既关注到了历史大趋势、大走向,同时也关注到历史的褶皱和历史中个体的命运。他笔下的人物,有着传奇经历和跌宕命运,令人叹为观止,扼腕唏嘘。然而,大江东去,千古风流,往者已矣,壮心尤烈,真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可见,施炳炎与王蒙互为镜像的设置,增加了小说的混沌感、立体感和浊重度,也拓宽了小说的对话与互文的场域。王蒙不仅与施炳炎对话,也在与历史、现实乃至未来对话。时间飞速前行,不舍昼夜;一切都在飞跃,一切也在连续性中断,“生活飞跃,前所未有,千年变局,稳如泰山”。王蒙在《猴儿与少年》中既滔滔不绝又欲说还休,铸就了小说汪洋恣肆、一泻千里,同时又混沌醇厚、朦胧多义的语体风韵。
(作者:郭宝亮,系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