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不凿空 义无玄理

  礼典的践行与演习，都远远早于礼书的撰作，甲骨金文的记载可以为证。礼崩乐坏之际，僭上已成风尚，守礼无所依凭。鲁哀公便借恤由之死，令孺悲向孔子学习士丧礼，于是士丧礼才被写成书本。自此之后，好古怀旧而又识礼的君子陆续将列士至于王朝的各种礼典书写下来，以为行礼、习礼的根据，因而在七十子后学之间传抄研习（沈文倬《略论礼典的实行与〈仪礼〉书本的撰作》）。虽遭秦火之灾，或有散失亡逸，仍不绝如缕，流传于世。

  汉惠帝解除挟书律，禁书纷纷复见于世。就《汉书》的记载与出土文献而言，汉代流传的先秦礼书，共有以下几种文本：1.今文本，西汉初年高堂生所传，共有十七篇；2.淹中本，相传出于鲁地淹中，共有五十六篇，其中十七篇与高堂生所传相同；3.孔壁本，鲁恭王从孔子旧宅壁中发现的礼书；4.河间本，河间献王从民间征集的礼书；5.汉简本，1959年出土于甘肃武威西汉墓葬的礼书，分为三种，共有九篇，详见陈梦家《武威汉简》。

  高堂生所传十七篇礼书是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成，通称今文本。淹中本、孔壁本、河间本礼书皆是用先秦古文写成，通称古文本。古文本甫一出现，立刻就被深藏秘府，常人不易得见。汉代流传的所谓古文本，皆是用隶书转写的文本。因为古文本初出时，秦废其字近百年之久，非博学之士不能尽识其字，只有经过通人的隶定，才能为学者持有而不断传习。汉简本虽是用隶书写成，也是从古文本转写的文本，可称为古文或本（沈文倬《〈礼〉汉简异文释》）。汉代流传的今古文本礼书，当时或单称《礼》，或称《士礼》《礼经》《礼记》等，无《仪礼》之称。据黄以周《礼书通故》的考辨，东晋时十七篇今文礼书才被称为《仪礼》。《仪礼》有经文，有记文，亦有传文，而传文仅见于《丧服》。

  东汉末年，郑玄为其所习十七篇今文礼经作注，兼综今古，择善而从，若从今文则今文在经而于注内叠出古文，若从古文则古文在经而于注内叠出今文，若注不言今古文而仅言某或作某，表明当时流行的文本还有今文或本、古文或本。因此，谛审郑注，不仅今古文之别依稀可见，非今非古的别本亦可略睹其貌。自郑注本流行以后，今古文各本逐渐消亡。郑注十七篇今文礼书时，除马融《丧服注》外，其余皆无旧说可承，可见郑注本实有开创之功。通观《仪礼》郑注，言不凿空，义无玄理，略说其为礼学之宗的特点如下。

  郑注十七篇礼经时，面对各种今古文文本，首要之务是精心校勘，撰为定本。如《士相见礼》云“挚，冬用雉，夏用腒，左头奉之”，此经是郑玄所撰定本，注云“今文头作脰”，汉简本“头”作“梪”，《说文》训头为首而训脰为颈，则郑意以为从古文作头义长，而梪则是脰字之误，陈梦家已有说明。据此一例，已见郑玄校勘之精。据李云光《三礼郑氏学发凡》统计，郑注引古文异文258条，其中称或本者8条；引今文异文261条，其中称或本者13条；今古文文本字数不同，注言“今文无某”者43条，注言“古文无某”者3条。据此可见郑玄校勘，既不左袒右护，亦不擅改经文。若今古文相同而实有讹误，郑玄无从决择，则其定本虽存旧貌，却必在注中据理驳正。如《觐礼》中的“四享”，注中据字形、文例、礼制断为“三享”之误。凡此之类的校勘驳正，反映了郑注不墨守文本，无偏执之弊。

  郑玄注经，善于归纳凡例，执简驭繁，以观会通。以《士冠礼》为例，郑注就有“凡奠爵，将举者于右，不举者于左”“凡醴事，质者用糟，文者用清”数条。持例可以通经，亦有释经、补经、正经之效。后世学者仿郑注求例之法，撰作了许多释例之类的著作，其中清代凌廷堪的《礼经释例》最受推崇。曹元弼《礼经学》除补充经例外，还特设“注例”一节，归纳了郑注的十三条凡例，如“凡郑注说制度、职官必据《周礼》，说谊理必本《礼记》”“凡郑注说制度至详，时以汉制况周制”等，可见郑注是治《仪礼》之学的依归。

  互见经文，比勘异同，以彼证此，阐发隐义，是郑注常用的解经方法。如《燕礼》云：“公降，立于阼阶之东南，南乡，尔卿。”《大射》记射礼之前先行燕礼，与《燕礼》同节经文云：“小臣师诏揖诸公、卿大夫。”郑注合观两处经文云：“变尔言揖，亦以其入庭深也。”根据贾疏的解释，《燕礼》用“尔”，是因为卿大夫驻足庭门，与阼阶下之君相距较远，所以揖之使移近庭中；《大射》言“揖”，是因为诸公、卿大夫入庭已深，所以揖之示礼而已，不必言“尔”使之移近庭中。互见经文，揭示隐义，郑注常以“省文”“空其文”“略之”之类的术语为释。如《乡饮酒礼》记主人献介时云“介西阶上立”，郑注云“不言疑者，省文”，前文记主人献宾时，“宾西阶上疑立”，疑训正立自定之貌，则此处不言介疑立，属省文之例，实际介亦疑立。以“空其文”“略之”互见经文为释，分别见于《士昏礼》《有司彻》等篇，不烦细说。

  《仪礼》有经有记，经文简奥，记或补之。若记补经之不备，仍有简约之嫌，郑注则关联经记，又补经记之不备。若经文不备而无记补之，郑注则径补经文之不备。郑注补经记之法，或发明文意以补之，或约其他经记以补之，或推明等差以补之。如《士虞礼·记》云“陈牲于庙门外，北首西上，寝右”，郑注云“言牲，腊在其中”。士行虞祭，仅用一豕，经有明文。记补经之不备而言“西上”，表明不止一豕。郑注据“西上”，发明文意，补经记之不备，断同时所陈之牲还有腊。至于约其他经记以补经记之不足，见《特牲馈食礼·记》之“祝俎”下郑注，推明等差以补经文之不足，见《聘礼》之“及郊”下郑注。此二类补经记之例甚多，亦皆略而不述。

  《仪礼》记礼之陈设、仪节、仪注、进程而不言礼之正变隆杀，郑玄注之，或揭而明之。如《乡射礼》云：“大夫降，立于宾南。”郑注云：“虽尊，不夺人之正礼。”大夫尊贵，现身乡射，为其在堂上尊东设席，即是特尊大夫的正礼；献酢之后，大夫降在堂下而立于宾南，则是大夫正礼之变，目的是使宾主相对行礼，不以大夫之变礼夺宾主之正礼。礼有正变，亦有隆杀。如《乡饮酒礼》云：“主人阼阶上拜，宾少退。主人受觯，宾拜送于主人之西。”郑注云：“旅酬同阶，礼杀。”前文记主人酬宾时，宾主各据一阶行礼，威仪繁缛，隆盛至极。至于宾启旅酬之端时，宾主同在东阶行礼，威仪简省，杀于正酬。郑注以“礼杀”揭之，以见礼有隆杀之别。

  礼之所尊，尊其大义。《仪礼》记仪不言义，郑注或既释威仪亦揭礼义。如《士冠礼》云：“筮于庙门。”郑注云：“冠必筮日于庙门者，重以成人之礼成子孙也。庙，谓祢庙。不于堂者，嫌蓍之灵由庙神。”此注所揭礼义有二：一是就庙门以蓍问吉凶，表明不敢擅自行事，必得庙神之命，方可在庙中行加冠之礼，深义在于自卑而尊先祖，《礼记·冠义》对此有阐述；二是筮问之蓍自有呈现吉凶的神灵，无须借助庙中之神，所以以蓍问吉凶须在庙门之外，此即《周易·系辞上》所谓“蓍之德，圆而神”。至于郑注就经文阐释谨慎、廉耻、哀戚、荣辱等礼义，随处可见，不烦列举。

  郑玄注经，先撰为定本，然后就文训诂，晓人经义，亦见以“犹”“之为言”“读为”“当作”等术语通音义、明假借、辨讹误，例不胜举。除训诂外，亦释名物，如释宫室则有“西塾，门外西堂也”（《士冠礼》）之注、释亲属则有“嫂，犹叟也。叟，老人称也”（《丧服》）之注。郑注于名物得名之源、象征意义，亦间有说明，如注《特牲馈食礼》中宗人所执之毕云“毕状如叉，盖为其似毕星取名焉”，注《士昏礼》之“玄纁束帛俪皮”则云“用玄纁者，象阴阳备也”。郑注名物典章，若嫌言不尽意，则以今况古，如“匴，竹器名，今之冠箱也”（《士冠礼》）、“次，首饰也，今时髲也”（《士昏礼》）。凡此之类的注释，皆是古今异名同实而以今况古的显例。再如《聘礼》云：“又释币于行。”郑注云：“今时民春秋祭祀有行神，古之遗礼乎！”凡此之类的注释，皆是以汉时所行之礼释经文所记古礼。

  古礼遥远茫味，记之而成经文。郑玄身处汉末，注之解之，仍有不可穷尽之处。若遇不可解，则置而不释，自谓“未闻”、“未之闻”，既不自欺，亦不欺人。

  （作者：贾海生，系浙江大学古籍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