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一体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的贡献

  “中国无史诗”曾经是为众多中外学者接受的一个命题，但它同时也引起了相当程度的争议，反对该说法的学者认为，古代诗歌中一些主题严肃、风格崇高并凝聚了民族精神的作品同样属于“史诗”范畴。在以往的讨论中，论争的焦点在于对“史诗”这一诞生于西方古典语境中的文类内涵的理解。不过，如果将注意力从“史诗”转向另一关键词“中国”，则围绕中国有无史诗的聚讼纷纭会彻底尘埃落定。

  事实上，在以往关于中国有无史诗的讨论中，作为讨论对象的“中国”基本等同于中原地区，因此该命题也可转化为“汉族无史诗”或“汉语言文学中无史诗”，而我们今天所认同的“中国”和“中华文化”概念早已超越了这种狭隘的界定。在“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这一认识前提下，探讨中国有无史诗显然应当将同属于中华文明共同体的各族文化传统都纳入视阈范围内，那么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等民族史诗的存在不仅从根本上消解了“中国无史诗”的命题，而且它们延续至今的“活形态”流传使其成为理解史诗的源头和本质的活标本，甚或可帮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作为人类重要文明向度之一的口语文化。

  与其他古文明的著名史诗——比如《吉尔伽美什》《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伊利亚特》《奥德赛》等——已然通过文本形式固定化了的古代史诗不同，我国的《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等民族史诗都属于“活形态”史诗。所谓“活形态”具有两层含义：首先，《格萨尔》等民族史诗在有书面文本传世的同时，时至今日仍然通过民间艺人口头说唱的方式广为传播和赓续传承，史诗不仅存在于供读者阅读的文字里，也活在艺人说唱、听众聆听的生动演述场合中；其次，史诗中凝结了一代代艺人的聪明才智和无尽创造力，随着不同艺人的每一次说唱，史诗的篇幅持续增加、内容不断丰富，这一动态发展过程是书面文本所无法限制和“规范”的。正因为如此，藏族史诗《格萨尔》成为世界上现存诗行最多、篇幅最长的史诗。

  《格萨尔》产生于一种以口语文化为主流的社会语境中，这意味着该社会中的大多数成员不熟悉以书写和印刷术为主要技术手段的书面表达。众所周知，藏族拥有高度发达的书写文化，自从公元7世纪藏文创制以来，在实际使用的漫长历史过程中产生了数量庞大、内容丰富的各类文献，成为中华文明文献宝库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不过，藏族高度发达的书写文化主要在政权中心和各地寺庙中发展，而在广大农牧地区，和平解放之前普通民众的识字率一直较低，口语文化长期以来是这些地方的主导文化语境。因此，通过《格萨尔》这一样本，透视其与青藏高原牧区口语语境的互动关系，可以较充分地理解口语文化这一人类文明的重要向度。

  以艺人口头说唱为主的传播和流传当然是《格萨尔》口语文化性质最重要的体现。除此之外，史诗的某些内容与形式特点也反映了口语文化所特有的思维方式与文化逻辑。在情节、内容方面，不同于人们对“英雄史诗”的一般期待，《格萨尔》中虽不乏对战斗场景的描述，但总体来看，人物间的唇枪舌剑所占篇幅比例远远高于战斗场景。一方面，当双方战将在战场上对阵时，言辞上的唇枪舌剑甚至比武力上的龙争虎斗更令人印象深刻；另一方面，立场基本一致的人群内部也每每就各种大小事宜展开激烈的言语争锋，在场者无论男女、长幼、尊卑均各抒己见，通过高超口才充分展现自己见识的广博卓绝。这体现了高原游牧社会“口齿伶俐者为首领，手脚灵活者为仆人”的说法，备受推崇的英雄人格必须同时具备骁勇善战与能言善辩两方面的品质，社会普通成员也要通过展现语言表达能力来彰显人格魅力和赢得社会认同。可见，以口语文化和以书面文化为主流的社会对理想人格所赋予的内涵大异其趣，在这两种文化氛围中，口头表达能力所具有的社会文化价值也不尽相同。

  史诗中诸多人物的语言表达能力主要通过唱词加以呈现，唱词主体部分一般用于说明事由、阐述观点。不同于书写文化中罗列理由、条分缕析、逻辑推演的说理方式，唱词的这部分内容主要由一连串类比构成。抽象的道理被具象化为种种自然物象和日常人事，与一个道理相匹配的被类比事物少则几个，多则几十种。连绵不绝的广譬博喻造成某种水银泻地般的强大气势，并即时影响听者，使其折服。说服的力量与其说由于类比贴切，不如说更多源于口语中连续类比本身所产生的强大势能和语言对听者感官的直接作用。由此可见，同样作为信息载体，口语文化中的语言与书面文化中的文字在性质和意义上存在微妙差别：语言在口语文化中自身的本体性质更为凸显，而书面文化中文字作为中介以承载思想的载体功能更得到强调。

  这种差异的产生源头可以追溯至语言和文字在本质上的差别，语言是由声音符号构成的系统，文字则是有形的符号系统。在思考口头语言的基本特征时，必须将其时间性放在首位考虑。口头语言只存在于被说出时的那一个特定时间点，声音与时间共生，不可能外在于当下时间。声音也与时间一样具有单向流动的性质，其存在不可被凝固为某个停滞的瞬间，而且一旦发出则不可撤回或逆转，在录音设备问世之前也如同时间一样不可复制。与之相对，书写则通过文字记录将信息凝固为有形的存在，从而在空间中占据一定的位置，这使得文字不像声音那样具有强烈的时间性。文字可以回溯、查阅、检验，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才有可能发展出书面文化中注重逻辑和分析的抽象思维方式。

  由此出发，也可以更好地理解《格萨尔》在结构组织等方面的一些特征。阅读《格萨尔》，特别是基于艺人说唱记录整理而成的《格萨尔》说唱本，会发现一些十分明显的特点，在书写文化中浸淫已久的读者往往视其为缺陷，比如说，故事情节枝蔓较多，主线不甚突出；相似情节重复出现，节奏进展缓慢，有时似乎停驻于某一情节而迁延不前；人物众多而庞杂，大量次要人物无明显性格特征，其出场似乎仅仅为了唱出一段特定的唱词。

  理解《格萨尔》的这些形式特征而不是基于书写文化的偏见而简单斥其为缺点，就必须结合口头语言与时间共生这一本质，并联系口语文化中人们的某些思维特征与文化逻辑。首先，由于声音转瞬即逝、无迹可寻，在口语文化盛行的社会中，人们为了传承历史记忆、延续族群认同，就必须不断复述关于自身族源和谱系以及所生活之地的地望特征、地方保护神灵等等对于赓续本族群文化血脉来说至关重要的信息，同时也需要在反复灌输中传递族群特有的价值观、道德和信仰。这就决定了，所有人物无论处于何种场合，每段唱词中都要重复上述信息，并表达某种价值观和信仰追求，而大量功能性人物的设置和反复插入也是为了达到同样的目的。其次，史诗通过艺人讲述、听众聆听的说唱场合达到信息交流，听众摄入的是当下接收到的信息，在艺人滔滔不绝说唱的情况下，听众几乎不会有回溯之前已听到过的信息的时机，因此，遵循主线并不是叙事第一要义，在书写文化中被视为叙事大忌的重复在口语文化中也并非冗余，反而是语言丰裕充沛的一种表现。再次，在说唱场合中存在艺人和听众之间一定程度的互动，当艺人发现某段说唱引起听众强烈兴趣时，会以更为丰富、生动语言进一步延长该段落篇幅和充实其内容，对于听众而言，这些段落具有无尽的趣味和吸引力，但是对于读者来说，阅读时则会发现其不合比例的长度以及情节的停滞。

  可见，将《格萨尔》置入产生它的口语文化语境当中，不仅会对史诗本身及其活形态特征产生更为贴切的理解，也可通过口语文化的活标本《格萨尔》窥斑见豹，增进对口语文化这一长期被书写文化遮蔽然而在人类文明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文化模式的认识。更为重要的是，《格萨尔》等活形态口头史诗较为完好地保存了口语文化的独特内核与表征这一事实，有力地证明了中华文明在和而不同的精神滋养下所形成的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巨大包容力。

  诞生于中国不同民族游牧社会的活形态口头史诗传统是中华文化中的璀璨瑰宝，所承载的口语文化也是中华文化中与悠久书写传统并行的另一条重要文明线索。从资本主义大规模对外扩张到当今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数百年间，世界文化多样性呈现不断减损的态势，在这一背景下，《格萨尔》等活形态口头史诗传统在中华文化内部保存完好且仍在传承和发展，这无疑是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多元性、丰富性与复杂性的重大贡献之一。

  （作者：王蓓，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民族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