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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市考察时特别强调：“首都规划务必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可持续发展，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贯通历史现状未来，统筹人口资源环境，让历史文化与自然生态永续利用、与现代化建设交相辉映。”2021年，北京中轴线申遗工作进入冲刺阶段。以“中轴线”为核，保护传统古城与文化的理念不断被强化。这条自元大都、明清北京城以来城市东西对称布局建筑物的对称轴，宛如北京城的脊梁，连串着外城、内城、皇城和紫禁城，跨越时空，勾连古今。它不仅象征中央权力，承载古代皇权追求中正、和谐、一统的理念，还体现着中华文化的亘古特色——天文与人文的对应。
中轴线上的天安门与地安门南北呼应，寓意天地平安、风调雨顺；中轴线的中心是紫禁城，“紫”名自天象紫微垣，那里被想象为天帝居所，皇帝号称天子，皇宫就是人间的紫微垣；中轴的东西南北各矗立着日坛、月坛、天坛、地坛，分别是明清帝王在春分朝拜太阳神、秋分祭祀夜明神、冬至祭天祈谷、夏至祭祀“皇地祗神”场所。东南西北中、天地日月、春夏秋冬、天上人间，所有物象与人事都由“天”的逻辑与秩序来支配和呈现，昭示着中华文明特有的、连绵不绝的历史思维和文化法则——人文化成。《周易·贲》彖辞：“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上，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即天之象，观察日月星辰可知四时变迁，掌握节序作息，在“人文”造化中生成文明。中国古人在“人文化成”的理念下总结出整套“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易·系辞》）的天人话语。
农业社会靠天吃饭，以天为尊，人类早期文明的农业革命都诞生在河流区域：古埃及文明于尼罗河、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于底格里斯与幼发拉底河、中国文明于长江黄河。河流两岸自然形成的冲积平原，肥沃的土壤能为发展农业提供优先条件。适者生存，古人想要更好生存下去必然尊天法地，尊崇自然，注重前人积累的农业经验，增加生育繁殖，在分工协助中确保自身发展，建立能促进农业生产的知识和文化体系。因此，天地相通、人神相连的观念在各大古文明屡屡看到。比如在古埃及的古王国时代，国王被尊奉为“太阳神拉”。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国家时期，每个城市都尊奉一位主神，每年举行特别祭祀，国王向神请求借用土地。在苏美尔，各邦国的统治者称恩西（Ensi）或卢伽尔（Lugal），他们既是最高祭司，也是军事统帅和国王。类似例子共同说明从文明起源开始，人类权力必须借助天的权威与神圣性来构建，世界各国各民族关于天的信仰和神话不计其数。
但是，为何只有中华文明从起源至当下，强调天人之际“化”而得之？为何中华文明对天的信仰没有形成神人二分？中华文明几千年推崇的不是单一至上的神性世界，更不是唯一的、形象的至上神，而是推崇一统天下，文治武功的圣人文化。圣人匹天，顺天道的帝王和有德君子都可成圣，在圣人的治理下，人文化成，文明璀璨。
从沟通天地、表达财富和建构权力方式来看，在农业革命背景下，中华版图内的不同区域文明始终以不同玉器来表述王权、军权与神权，促成了一定地域内“文化共同体”形成。农业革命促使新的经济形式和人口迅速增长，社会不平等加剧，为适应更密集耕作和更多农作物分配，更为复杂的社会组织和权力方式应运产生。不断成熟的官僚机制需要扩大贸易网络，让财富不断聚集到上层统治者手中。同时，统治者必须制造、掠夺能象征权力和财富之物，大如金字塔、塔庙、宫殿，小如珠宝、玉器。相比大型建筑的权力表达模式，玉器精致、便捷、可传播、可复制。相比普通陶器，玉器精美不易得，象征财富。相比珠宝，玉器能兼具观察天文和祭祀法器功能。所以，那些象征权力和仪式祭祀的大型建筑无法被扩散，单一代表财富的等价物被掠夺后仅能被据为私有，普通的祭祀和观天器物没有审美价值。只有玉器——兼具财富功能、巫史祭祀、天象观察功能，融王权象征、军权信物和审美性能为一体。它们不仅最有利于复制和传播，也利于文化与信仰交流，并且最容易在地化，与当地文化重组新样式，促使各区域的天地知识、器物符号和神灵信仰统一成为可能。
无论如何争论中华文明起源标志，考古学已然勾勒出中华农业革命与玉石崇拜现象，完全能够证明史前多元区域如何发展为以中原礼乐为核心的政治文化一统过程。从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再到二里头时代，通过玉器达成天人相连的主题不曾改变。作为圣物的玉是天与王的通道，是象征也是监督。由此，物与人、物与象、天与地、时间与方位都能相互化成、生生不息，形成中华文化主轴——尊天敬祖，强调礼乐文明的人文精神。
产生于西亚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北非尼罗河流域的埃及圣书字、中国黄河流域的汉字是公认的三大代表性的古典文字。然而，楔形文字和埃及圣书字都早已于公元一世纪和五世纪前后退出历史舞台，唯独汉字持续传承发展，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很大程度上，汉字的表意特征与功能意义，与文字之前的器物思维互为一体，同样是圣人匹天，表达王权和监督王权的工具和象征。《易·系辞》云：“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尚书序》云：“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在古人心目中，文字是圣人创世的结果，意义非同凡响。《说文解字·叙》云：“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事”在《说文解字》中与“史”同部。“叙”与“事”两字搭配最早出现在《周礼·春官·冯相氏》：“掌叙事之法，受讷访，以诏王听治”，强调遵行尊卑次序的行事法则，属于政治行为。换言之，先秦文化强调“秩序”建构需要史官“叙事”完成，文字记事功能在于表征天象与人间秩序的对应关系，史官记史的目的在于用文字的神圣性为王权服务，并监督王权。这套从“人文化成”而来“文以载道”观念，深刻影响了中华文艺精神，至今不绝。
至东周礼崩乐坏，农业时代迎来铁器推广、生产力改善、文字向民间普及的大变革时代。天不变，但时人心目中的“道”，权力关系随之调整和重塑，文献记载中的族群神话和感生神话在这个时期都有重组，体现在《诗经》《左传》等经典中。至东汉末年佛教东传、道教发展，各种释道故事和神灵体系日益深入人心。作为圣物的玉及神圣功能随着成熟宗教的普及而渐衰，被宗教性雕塑、壁画、画像、文学描写淡化。然而，农耕文明的稳健发展以及玉器时代所铸造的巫史传统、天地观念、时间意识、物象观念、圣人崇拜等核心因子被不断承传。中华文明深受这些影响并表现为：一方面，在典籍和图像叙事中的神、怪、鬼之上，还有“圣”或“物”的更高存在，圣与物之上还有“天”为终极对象。王者以德政匹天，王者有道就出现神物或瑞兽等正面形象；王者无道则对应妖、怪、异等负面形象，他们共同构成王制话语，成为今文经学和谶纬内容。另一方面，作为对玉器时代用玉礼制的延续，以玉为核心，后代围绕天地星辰及四方祭祀，用礼乐建制来巩固王权，同样构成王制话语，成为古文经学所倚重内容。经史之外的早期文本，同样受“人文化成”的宇宙观制约，各类文本以先民对自然与农事、自然与人之对应关系为背景，依托天人互动互感的文化法来叙事，表达作者所寄予的政治理念和文化诉求，形成中国思想的各脉支流，也形塑了我们今日所看到的北京中轴线景观。
很多早期文明都因其地缘生态或政治因素，突然崛起和瞬间瓦解，但中华文明始终拥有一套不断成熟的、用以尊天观象、祭祀和巩固权力的历史话语。这套话语体现为从器物到文字，从制度到经典、从祭祀到景观，在“人文化成”观念的主导下生生不息，构成中华文明的鲜明特性。再回到公元2021年，新冠肺炎疫情仍然肆掠，病痛、战争、天灾、环境污染、能源耗尽等等不断威胁人类健康和生存发展。同时，一个来自科幻小说《雪崩》的名词——Meta（“元宇宙”），随着美国最著名社交网站Facebook改名Meta，成为现象级概念。“元宇宙”的风行表达着时人对科技未来的美好愿景。更重要的是，它还提示着世人：由互联网、资本、大数据和虚拟世界所主导的现代社会，人的主体性、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将何去何从？
当前，人类文明正处于媒介变革的重要转折期，这是难得的历史机遇，也是对人与自然关系挑战。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强调，要化解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各种矛盾必须依靠文化的熏陶、教化、激励作用。不妨说，“化解”之管钥就在于对“人文化成”精神的承传。作为最延绵持续、最有表现力和影响力的传统思想，“人文化成”观念值得我们继续深耕细挖，多维阐释。
（作者：谭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科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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