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与真正民主之间具有不相容性

  民主制度的构想是为了捍卫人民主权，以及人民通过直接或间接参政议政的机制来遴选和控制当权者的权利。在西方和拉丁美洲，大多数国家采用的都是美国的模式。

  虽然美国常被称作民主国家，但更准确的定义是宪政联邦共和制。“宪政”指美国政府是以宪法为基础建立的。然而，令人惊讶的是，“民主”一词并未出现在1787年的美国宪法文本中，也没有出现在后续的27个宪法修正案中。尽管如此，美国一直以“民主灯塔”自居，自视肩负着宣扬民主的“天命”，把自己打造成世界的领导者和典范。

  事实上，在18世纪中叶，那些美国国父们的关注点并不是采用何种民主制度，他们面临的主要问题也不是与美国历史上从未存在过的封建制度残余作斗争，而是以何种形式来组织一个新国家，以避免陷入无政府或暴政状态。由此，他们基于对人性的悲观看法，产生了这样一种权力观念，即认为社会需要由那些优于普通人的精英阶层来领导。既然他们认为人分为三六九等，那么势必会以避免过度民主的方式来管理国家，从而与其初衷背道而驰。

  自建国伊始，对“自由”和“平等”的不同侧重在美国逐渐发展为两条互为补充的路线，并在政府更迭中交替进行。一种是由托马斯·杰斐逊倡导的重农主义，主张个人权利不受侵犯，保障人民的自由，强调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社会阶级上升而变得更加富有；另一种是由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倡导的重工商主义，旨在建立工业资本主义，创造巨大市场，从而更有利于银行家、商人和工业家。此后，保守派强调充分的自由，而自由派则更关注机会的平等，直至安德鲁·杰克逊首次实现了这两股潮流的合二为一。杰斐逊倡导的自由放任，在被企业家接受转义之后，形成了自由资本主义的学说。这种特殊的民主概念就是这样被资本主义吸收，进而转变为一种“普世”的民主意识形态。

  如上所述，美国民主的基石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不平等和较富裕者的不受政府、国家或社会制度干扰的至高无上的优越地位。为了确保这种特殊形式的平等，就必须保持一种无限制的“自由”，即以自由放任的态度使先天条件不足的人处于弱势地位。正是这种思想构成了奥沙利文所提出的著名的“天定命运论”的理论渊源，即美国要凭借天命，对外扩展，在全球广布其“自由”和“民主”的信念。

  20世纪以来，金融资本主义逐渐取代产业资本主义，由所谓的机会均等、“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和有限的民主支撑的权力结构被异化为被跨国公司、资本游说集团以及军工复合体独裁的权力结构。这一点在2001年的“9·11”事件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后表现得尤为明显。

  美国首先是一个两党制国家，通过两党交替执政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中真正权力集团的利益。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其1961年发表的告别演说中，以罕见的坦诚发出警告：“巨大的军事系统和庞大的军火工业结合在一起，这是美国历史中前所未见的新事物……在政府各部门中，我们必须警惕军工复合体形成无所节制的影响力。”这个军工复合体是美国真正的权力集团，近几十年来它一直在不断进化。现如今，它已经变成了一个集工业、军事、文化、媒体和金融为一体的综合体，并把自己的利益强加给美国两党制下的历届政府。它向世界展示自己是民主制度的推动者和保障者，然而，其真正的目的却是维持这个帝国主义综合体的权力和影响。

  在19世纪上半叶，拉丁美洲国家在独立和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受到了美国政治制度模式的巨大影响。拉美地区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被美国宪法中的平等和联邦制理念所吸引，将其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的参照。然而，美式的“平等”是一个没有超越其理论承诺状态的平等理念，不过是一个虚伪的宣言而已。当平等被仅仅局限在某些拥有生产资料的社会部门时，这种平等宣言就沦为一种形式，一种自由民主制度的形式，其核心目标是促进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而不是这个制度所引发的结构性不平等的转变。这就表明了资本主义发展与真正的民主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或者更确切地说，资本主义与真正民主之间具有不相容性，而这种不相容性势必将所谓的民主转变为财阀政治。正如拉美知名学者阿蒂利奥·博隆所言：“这种‘民主资本主义’实际上就是资本家的独裁。”

  西方国家的民众已经认识到，属于西方认知范畴的民主形态已无法解决他们面临的诸多问题。我们可以预见这样一种趋势：在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基于剥削的资本主义逻辑以及日益集中在少数精英阶层的经济、金融和媒体力量的结合，民众的自主和自治的权利将受到极大的限制。

  （作者：鲁文·达里奥·古塞蒂、马塞洛·法比安·罗德里格斯分别系阿根廷地缘政治研究所所长、阿根廷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培训中心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组成员，阿根廷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阿根廷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培训中心主任；译者楼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