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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1年10月02日 星期六

    为生态“留白” 给自然“种绿”

    作者:刘薇 《光明日报》( 2021年10月02日 05版)

        市民在北京市通州区运潮减河畔的绿地步道上散步。新华社发

        【环保笔谈】 

        2021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科学绿化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鼓励特大城市、超大城市通过建设用地腾挪、农用地转用等方式加大留白增绿力度,留足绿化空间”。其中,“留白”是为城市未来留出空间,“增绿”则是扩大绿色空间,“留白增绿”就是让城市腾退出空间后,通过种植绿化来创造和谐美好的城市格局。显然,这是一种科学、绿色的城市空间规划理念,有利于合理改善城市环境风貌,推动城市生态可持续发展。

        从世界城市的发展经验来看,留白增绿是城市科学绿化的重要内容,很多国家对此非常重视。德国、奥地利、卢森堡等欧洲国家的城市绿化率很高;亚洲的很多大城市尽管人口稠密,但也很注重留白增绿。例如,新加坡的国土面积虽然不大,却非常重视在规划过程中为生态“留白”。新加坡政府曾明文规定,在房地产项目中,每千人必须有0.4公顷的开放空间。其中,在公寓型的房地产开发项目中,建筑用地应低于总用地的40%;在每个房屋开发局建设的镇区中应有一个10公顷的公园,每个楼房居住区500米范围内应有一个1.5公顷的公园。

        在我国,早在2012年,农工党张家港市委就建议为城市规划留白。2013年11月26日,《广东建设报》发文呼吁为城市规划留白,提出注重“反规划”。此后,又有贵州铜仁市提出“为生态‘留白’,给自然‘种绿’”,精心建设、呵护好宝贵的生态福地,为子孙后代留下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银行。

        对于留白增绿在城市规划中的深刻内涵,北京市的诠释和探索实践值得借鉴。北京新版城市总体规划将创造“一屏、三环、五河、九楔”的生态空间作为重点提出,强调要建设文明宜居城市,下达了“留白增绿”的工作目标,并将京津冀共同创建良好生态环境作为首要任务。由此,在空间布局上形成了市域绿色空间的“四梁八柱”,即以北京中心城区为发源地,东西方向贯穿长安街,南北方向点缀着大量的绿色植被;东西南北方向被四大森林湿地包围,形成“四面埋伏”之势;三道公园环和绿色廊道挟势而出,凸显出北京新机场和冬奥会等重点区域,力图打造以大尺度森林湿地群落、高品质绿色公园组团、多景观田园村庄绿化为主体的绿色生态体系。

        至2020年年底,北京共完成绿化4568公顷,完成“战略留白”临时绿化2387公顷,陆续建成城市森林和公园绿地,直接服务于社区居民。据悉,“十四五”时期,北京还将以疏解整治促提升,通过“留白增绿”建设休闲公园、口袋公园及小微绿地50处、花景林荫大道100条,基本实现中心城区公园绿地服务无盲区,力求构建均衡普惠的城市公园体系。其中,西城区共投入15.4亿元,先后完成营城建都、环二环、莲花河15公里滨水绿道建设,建成广阳谷、新街口、都城隍庙等6处城市森林;结合疏解整治促提升行动,新建口袋公园54处9.59公顷、小微绿地127处7.96公顷、附属绿地1.85公顷,新增城市绿色公共空间26.58公顷,公园绿地500米服务半径覆盖率达到96%。朝阳区则通过疏解腾退增绿840公顷,建成大、中、小、微公园50余处,健康绿道48公里,环绕第一道绿化隔离地区,在建成开放23个公园的同时,推进小武基公园、平房公园等6个城市公园建设。

        城市“留白增绿”空间体系的构建离不开全民共同参与。政府的管控只能从基础上规整、保护生态空间,只有政府和大众统一意识、共同参与、身体力行,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城市生态空间的精细化治理。为此,需要通过环境保护宣传、社区环境改善、环保模范评选等措施来加强人们的生态环保观念,实现城市生态环境和人文气息齐头并进、和谐发展的局面。

        为城市空间“留白增绿”,还需要利用科学技术手段实现生态空间的精细化管理。传统的人工生态管理方式太过繁复,难以满足现代化城市管理的需求,因此生态管理与科学技术结合的新型生态管理方式将取代传统管理模式,成为现阶段生态管理的主流方式。所谓新型生态管理方式,就是运用计算机等数字化手段,将生态环境的日常数据、管理标准以及评估结论整合,实现生态规划信息管理的一体化、智能化,从而将生态空间的日常变化清晰地呈现出来,为管理人员提供详尽的数据信息,有利于更加准确地对生态环境作出评估,从而为生态空间管治提供精细化的依据。

        “留白增绿”既是治疗“城市病”的良方,也是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必要举措。让我们通过“留白增绿”,培植更多的生态发展空间,营造更多的绿色屏障,推动城市空间结构和布局向更好地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目标转变。

        (作者:刘薇,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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