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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1年09月03日 星期五

    抗战年代父亲的一次远征

    作者:叶周 《光明日报》( 2021年09月03日 15版)

        近日读到一些关于抗战年代作家战地访问团的资料,那是一次极不平凡的远征——1939年6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组织作家前往晋东南战地访问。出发前,周恩来和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邵力子等参加欢送会并致辞鼓励。作家战地访问团是第三厅下设的文协组织作家奔赴正面战场的“笔部队”,此次远征属抗战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经过周恩来的推荐,刚从英国归国的诗人王礼锡担任访问团团长,副团长为剧作家宋之的,成员有作家罗烽、白朗、葛一虹、杨朔、杨骚、李辉英、袁勃、我的父亲叶以群,画家陈晓南,诗人方殷等十四人。经过南方局的挑选,其中大半是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

        访问团出发之前,重庆的作家们聚在一起讨论“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等到他们真正投身到火热的生活中,才切身感受到前线士兵十分需要后方文化界的支持。士兵和乡民们看到这些穿着军装却不带枪的人,时常会好奇地问他们是哪个部队的,当得知是特地来访问的作家,就更加热情了。

        我把访问团的路线在地图上标出来,这是一条跨越了中国腹地的斜线,从重庆出发,经过成都、宝鸡、西安,到达洛阳。访问团在洛阳拜会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渡过黄河,进入中条山八路军总部的抗日前线。

        洛阳的空中不时响起防空警报,日军的飞机每天都会来袭,不过当地的军民不把这当回事。王礼锡向卫立煌将军献上了写着“民族干城”四字的锦旗。卫将军致辞时说:“卫国抗战本来是我们军人的天职……诸位每一杆笔可抵十万兵,十四杆笔将抵一百四十万兵。这一百四十万兵来到我们这里,无异给我们增添了一层最雄厚的力量,那么,在这一块土地上还有什么可担忧?”访问团成员听了颇受鼓舞。

        离开洛阳,访问团进入被称为“黄河屏障”的中条山。那里沟壑纵横,山峦起伏,关隘重重,有许多路无法行车,只能骑马。有些悬崖边上的陡峭路段,连马也不能骑,摔下去就是深渊,大家只能徒步走,一走就是几十里地。时值盛夏,天气酷热,时雨时晴,山路崎岖泥泞。行经的路线也时常在日军的飞机与枪炮的射程之内,附近常有抗大的学生迷路被敌人俘虏。读作家们留下的日记得知,他们一路上艰苦备尝,随时有生命危险,但是他们不改行程,继续前行。作家们每到一个部队或者村庄,来不及休息就立即工作,不是开会演讲,就是采访官兵和群众,还要到部队甚至战壕里搜集资料。这对当时有些文弱的书生们的确是一种挑战。

        作家白朗写了一本日记《我们十四个》,真实地记录了访问团的部分行程。来自东北的罗烽、白朗夫妇,在夭折了四个孩子后又生下了一个儿子,刚两周岁,为了去前线,他们忍痛把婴儿交给母亲抚养。路上白朗从新闻中得知重庆遭受日军轰炸,时时刻刻担心着孩子和老人的安全。我的父亲叶以群当年才28岁,一路上和罗烽、白朗夫妇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从白朗的文字中看到了许多生动的记录,在我记忆中寡言少语的父亲那时十分活跃。气氛沉闷时,父亲和团长一起给队员写打油诗活跃气氛。他和罗烽、白朗去爬华山,动作之敏捷让白朗惊叹:“两个平常好静静地沉思的沉默的人,一动起来,却显得那么活泼天真。”座谈会上,父亲和团长一起向部队介绍访问团的组成和计划,团长生病后,父亲代表大家发表演讲,“他的话很能激奋士兵的情绪”。在陡峭的山坡上,坡陡路滑,四匹马一起滑下来,父亲挣扎着从跌倒的马群中站起来,却被马蹄踢了肚子,“他抚着肚皮带着满身污泥,但他还在微笑着”。我看见风华正茂的父亲,把自己的所有精力都投入那次远征,似乎要在茫茫山川中洗去身上的书生气,锻造崭新的灵魂。

        王礼锡在途中因突发黄疸病没有得到及时救治而病逝,所以由父亲叶以群担任分团长,与杨朔、袁勃三人坚持到最后。他们从中条山一路往北,进入太行山领域,最终抵达山西省武乡县砖壁村八路军总部驻地。八路军总司令部、野战政治部和华北的新华日报社专门为他们组织了欢迎会,龚澎、李伯钊、刘白羽、陈荒煤、徐懋庸、任白戈等人与他们进行了座谈。父亲介绍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情况,当即就有人提议在晋东南成立文协分会。经过紧张的筹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晋东南分会在下北漳村正式成立。这是全国文协在敌后抗日根据地成立的第一个分会,也是作家战地访问团此行的重要成果之一。

        在前线指挥作战的朱德总司令知道要举行成立大会,骑着高大的深棕色马踏雪赶来,会场的气氛一下子被点燃了,年轻人热血沸腾。我看见朱德总司令在太行山召开文艺座谈会时的一张留影。背后是高墙大瓦房,前面的空地上放着两张木桌和凳子,大家围着桌子开会,桌上放着大碗用来喝茶。战地的文艺战士们一个个都是戎装,身着灰粗布的中山式军装,腰间扎着皮带,腿上打着绑腿。“我们广大敌后根据地面临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进攻和文化侵略,必须在文武两条战线上奋起还击。”朱德说,“在前方,我们拿枪杆子的打得很热闹,你们拿笔杆子的打得虽然也还热闹,但还不够。这里,我们希望前后方的枪杆子和笔杆子亲密地联合起来。”文协分会成立后,在各地建立起抗敌文艺通讯站,发展大批文艺通讯员,快速有效地强大了边区抗日文艺阵营。

        访问团的作家们留下了一系列作品,如集体日记《笔游击》、白朗的《我们十四个》、叶以群的《生长在战斗中》、宋之的的《凯歌》、王礼锡的《笔征》、罗烽的《粮食》等,让大后方以及世界各地的人们了解了中国抗日前线的情况。前线之行也让父亲与陈荒煤、刘白羽、周而复等解放区的作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我看见一张父亲在太行山区留下的照片,离开重庆后历时半年,行程逾万里,经过一路上的风霜雨雪,他晒脱了几层皮,原来白皙的脸庞变得黑不溜秋,瘦了一圈。他双手叉着腰站在一片芦苇中,粗布衬衣像一团揉搓过的布包裹着身体。脸上神情严肃,看似有些疲惫,却显得十分刚毅。前线之行在父亲的人生中留下了深深的印痕。归来后,通过由他协助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等刊物和他主持的文联社,父亲不遗余力地推介前线作家的作品,他与抗战前线军民们的心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作者:叶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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