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乡村研究学者的自豪与荣幸

    1989年，我调到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工作。学校一方面让我负责一个外国农业合作项目，另一方面，让我负责学校在黄淮海地区的农业推广工作，这也是我和团队乡村实践工作的起点。

    虽然我是学农学的，是中国培养的第一个作物栽培学博士，也在机关从事过农村政策研究工作。但是，我对乡村实际上是陌生的，对于农业推广更是一窍不通。外国专家给我两本英文书，这两本书主要是介绍在发展中国家如何展开乡村发展的实践，其中谈到的内容包括：如何在乡村做参与式规划，如何组织妇女参与乡村发展项目，如何做项目计划，如何做项目评估等，这些东西在今天看来都是非常简单的概念，可在当时都是“先进管理理念”。

    我带着我的同事在河北的衡水、沧州、邯郸等地区建立了10多个县的农业推广示范区。当时我们的主要做法是，把中国农大的实用技术组装配套起来，在农村作“农地示范”，也就是不在大学的实验站作示范，而是直接到农户的田地里。我的团队里的很多成员今天都已经成为国内知名的发展专家。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和团队先后在云南、北京、宁夏、陕西、江西等不同地方的乡村展开了不同类型的乡村发展实践，初步形成了以参与式发展为原则，突出农民为主体的乡村发展实践的框架。2015年开始，我带着团队扎根云南省勐腊县贫困的瑶族村寨河边村，在这里通过发展以新业态为核心的复合型产业，探索出了以贫困群体为主体，摆脱贫困的实践模式。经过6年多的实验，河边村实现整村脱贫，并进入了乡村振兴的发展轨道。

    目前，我们的乡村实践已经伸展到了云南省的怒江州、临沧市和昭通市，我们将以农民为中心的参与式发展实践理念扩展成为小农户发展驱动乡村振兴、都市驱动乡村振兴、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以及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先导型示范等不同类型的工作。作为一名乡村研究和乡村实践的学者，我为我们能够在消除农村绝对贫困中贡献了一份力量感到自豪，为参与乡村振兴这样一个伟大的事业而感到荣幸。

    （本报记者陈鹏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