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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国近三年来受到党的教育……使我体会到党的伟大，党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这一目标的伟大，我愿为这一目标奋斗并忠诚于党的事业。”——这是“两弹一星”元勋之一钱学森在入党志愿书中作出的庄严承诺。
“我虽已年逾古稀，但是我没有迟暮之感。我争取要做一个共产党员，求得光荣的归宿。”——这是物理学家严济慈在入党志愿书中写下的深情话语。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国科学院直属机关党委牵头组织编写的《百位著名科学家入党志愿书》，近期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如星火，一点一点燎原
“大概在2019年，我们在组织开展‘讲爱国奉献、当时代先锋’主题活动时发现，中科院老一辈科学家里共产党员比例很高。在公众印象中，他们的科学家身份往往为人熟知，党员身份却较少提及。而实际上，这些老科学家往往是在理想和信念支撑下，开创了新中国的科学事业。于是我们产生了一个想法，让当下的科研人员及公众重温一下老科学家们的入党誓词，了解他们的心路历程。”中科院直属机关党委宣传部部长李斌向记者细说《百位著名科学家入党志愿书》的编纂缘起。
这个想法从一个零星的火花，一点一点变成现实。
2020年，“老科学家入党志愿书联播”H5产品推出，从99位科学家入党志愿书里摘录出来的语句，在社交媒体上热传。
随后，科学出版社建议，增加志愿书原件和科学家践行入党誓词的故事，将其扩充为一本书。项目得到了中科院直属机关党委的支持，由直属机关党委和科学出版社组建的编委会，组织院史专家、党史专家和出版专家，分档案征集、故事编撰、审核把关三个小组，开始了历时一年多的编撰出版工作。
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这套分上、下两册的书正式与读者见面。
然而志愿书的搜集过程，却充满了曲折。
作为个人档案的一部分，科学家们的入党志愿书年代不一，散存于全国各地。由中科院直属机关党委向下属11个分院、100多家科研院所和3所大学发起倡议后，征集来了一部分。
“但这些还不够。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科学家、各个学科的奠基人，档案要么具有保密要求不能公之于世，要么存放在各地档案馆要协调后才能获取。科学家们的纪念馆，我们也一一打过电话，收获不多。”责任编辑刘英红告诉记者。
她还记得致函国家档案局之后，去取生物学家童第周入党志愿书复印件时的情景：“毕恭毕敬。双手接过之后，小心翼翼地装进一个文件袋里。”
至于想尽办法也不能直接获取的志愿书，人物传记、新闻报道等公开出版物就成了内容来源。
严济慈的入党志愿书，曾于1980年2月9日在《中国青年报》一版刊出。得知这个消息，编辑们立即联系中国青年报社。去取件时，他们发现，除了文字内容之外，志愿书原件还以图片形式刊出，虽然有点儿模糊，但他们觉得如获至宝。
经多方努力，《百位著名科学家入党志愿书》收录的入党志愿书，覆盖面广泛，既来自竺可桢、严济慈、童第周等新中国各学科领域的奠基人，也来自林同骥、师昌绪、潘厚任等关键技术攻关的领路人；既有钱学森、钱三强、王大珩等彪炳史册的“两弹一星”元勋的笔墨，也有顾震潮、陈星旦、邹世昌等为国防科技事业隐姓埋名的幕后英雄的手书；既有顾知微、张广厚、孙汉董等“隐士”为基础前沿研究甘坐冷板凳的心迹，也展现了龚祖同、黄耀曾、王守武等“战士”祖国“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辗转于不同研究领域的故事。
“为了发布这些入党志愿书和相关的人物小传，我们要一一征得老先生们和家属的同意。”责任编辑杭玫说。
让编辑们印象深刻的是，这些老科学家不仅治学严谨，而且品德高尚，不居功与名。书籍出版前，一位上海的老先生甚至和他们据理力争，怎么都不同意单位给他撰写的介绍材料，说他没有“主导”一些研究，一定要改成“参与”，才同意发布。
如明灯，照亮前行的方向
回望二十世纪上半叶，风雨如磐，种种党派与学说林立。
科学家们是怎样选择中国共产党，从一心治研的知识分子，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其中经历了怎样的对党由陌生到了解、从接纳到笃信，并以实际行动为党和国家事业奋斗终身的转变？
也许从书里老科学家们入党志愿书饱蘸激情的笔触中，能找到答案。
“回顾起来，我对党的认识是有个发展过程的”“小时候受的是科学救国、工业救国思想的熏陶，不关心政治”“抗战后期……当时已经看到，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将会成功”“50年代初期许多学术界老前辈、同学相继争着回国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这些对我是有影响的”“到美国后，亲身感受到中国人受歧视，更增加了对祖国人民的热爱”“回国后感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我看到，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清除了旧中国的污泥浊水，工农业发展了，许多过去靠进口的东西，现在自己能够生产了，这一切使共产党在自己的心中威信大增”“一切办法都试过了，中国唯一的出路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我对这一点已是深信不疑了”……从旧社会中走过来的物理学家、中国爆炸力学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郑哲敏，在三页纸上，工工整整地写着他提出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原因和形成这种决心的心路历程。
中国微波遥感及航天信息工程科学专家姜景山是朝鲜族，出生于1936年的他，自谦自己在20岁撰写入党志愿书时，汉语还不是很好。
“他对我们说，汉语是后来学的，因此晚年回顾当时的志愿书，还能发现一两个别字。然而，他对党的向往从来没有改变过。他说，小时候家庭穷苦，没有共产党全家不可能活下来，一个穷孩子也不可能上学，更不可能在人造卫星、载人航天和探月工程等高科技领域有所建树。因此，他对党的感情非常深。他记得，很多年前，自己交党费时，要先用红纸将两角钱包好，再郑重地交给组织。”在姜老还在世时，采访过他的中科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综合办公室主任曹松向记者转述。
“经过一定程序和手续辑录、公布的百位著名科学家入党志愿书内容，使我们看到了这些科学家在作出他们一生最重大的政治选择时的所思、所想、所愿、所志、所行。”党史专家、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评价。
“把对党的信仰当做自己一生支点。”
“使自己的点滴力量汇入党所领导的革命洪流。”
科学家前辈们如是说，也如是做。
聚精神，化为行动的力量
只有当信仰切实地转化为行动时，伟大精神才能造就伟大的事业。
李忠杰还记得自己在阅读《百位著名科学家入党志愿书》里的老科学家群体的事迹时最为深切的感受：“苟利国家生死以。”
为了解决一系列关系国计民生的“卡脖子”难题，科学家前辈们往往应祖国需要，不断转变自己的研究方向，在开创祖国的科研事业时，字典里从来没有“退让”两个字，永远把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
例子不胜枚举。
材料科学家李家治，在成功研制了新中国被禁运的高压锅炉用水柱计玻璃、解决了上海市主要供电问题之后，又从零开始转而研究当时急需的高品质瓷器，圆满完成任务之后又按要求研制微晶玻璃天线罩，此后他敏锐地发现光纤在未来通信事业中的重要作用，转而为国家研究光纤通信技术。在他的入党志愿书中，朴实地写着这么一句话：“克服个人主义的萌芽，坚决服从整体利益。”
光学专家龚祖同，一生三次转换研究方向：抗战时期我国急需军用望远镜时，他从核物理研究转攻应用光学，仅用半年就制造出了我国第一批军用双目望远镜；新中国成立后赴中科院长春仪器馆研制光学玻璃，解决光学玻璃依靠进口的问题；20世纪60年代因“两弹一星”需要发展高速摄影，已近花甲之年的他毫不犹豫地去了西安。正如他在入党志愿书里所写，“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无产者，不要名，不要利，不要权，两袖清风，无牵无累”。
祖国有需要，他们就去最艰苦的地方。如我国现代冰川冻土科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施雅风，远离大城市舒适的生活，毅然举家从北京迁往兰州，“在科学研究、培养新进和社会活动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一息尚存，此志不移”。
为了祖国的事业，他们虽入暮年，但壮心不已。如我国实验胚胎学创始人和发育生物学奠基人之一童第周，晚年还亲自动手做实验，“虽然我年纪大了，但我还想在有生之年，为国家为人民做些工作。”
“这些老科学家群体以毕生报国行动所塑造的科学家精神，是我国科技事业过去发展壮大的精神密码，也是我们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动力源泉。我们梳理老科学家的入党志愿书，是追寻科学家精神的‘根’与‘脉’，也是为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思想建设，提供‘源’与‘泉’。”李斌说。
（本报记者 韩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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