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医学，无数的人便与我有关

    2010年，我在黑龙江一座不大的城市读高二。9月，因为对化学和生物的偏爱选择了理科，不久后医学这个词语作为一种严肃的职业选择出现在我的脑海。那时我对医学只有一个朦胧的印象——崇高。

    在我的心中，医学作为一种职业是完美的：从学术上，它能充分发挥我更擅长化学和生物的学科优势；从精神上，它能带来极高的职业成就感和满足感。这个印象伴随我走完整个高中。“当医生”成为我的人生理想，高考后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临床医学专业，在燕园度过了第一年预科时光。大二的课程负担极重，但每每想到自己学的生理、生化、解剖、组胚和临床医学紧密的相关性，心中便会充满期待。

    到了大四，我正式来到医院培养临床技能。之后的几年，我经历了见习、实习，成为住院医师，开始管理患者，从躲在带教老师身后到开始与患者沟通、独自交代病情。外科住院医师常常是白加黑，工作起来在医院一连36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每一台持续到深夜的手术和每一个夜班后的工作日，强烈的疲惫感都会占据整个身体。而与身体疲惫相伴随的，是一件件骇人听闻的伤医事件。我对医学的理解也发生变化。如履薄冰的医患关系，让免责性条款、防卫性医疗行为变得理所当然。当时看来，医疗和餐饮、销售等服务行业区别不大，我是服务提供者，而患者则扮演着“顾客”的角色。我尽我所能抹平我与患者之间的信息差，患者根据其自身条件和偏好理性地做出最优选择，我根据患者的选择为其提供对应的医疗服务，这是我当时理解的医患关系逻辑。我用“理性”划开自己与患者的界限，拒绝过多共情，不评价他人的诊疗决策，不介入患者的决策过程，这种“旁观感”似乎成为我心目中医疗该有的样子。

    但在突如其来的疫情面前，一种原始而强烈的情感，促使我觉醒，去重新建构对医学的印象和认知，那就是责任感。医学的责任感要求是先验的、直觉的、朴素的，它似乎脱胎于原始医患关系中强者对弱者抱有的道义责任，却又在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今天展现出相似而更新的内涵。周末来给患者换药拔管、夜班时认真对待患者诉说的每一次不适、值班时发了烧仍要坚持在岗完成工作，是为对患者负责；与患者沟通时务必回答其所有疑问、操作有失误宁愿被批评不隐瞒不将就，是为对自己负责。其实，责任感的培养和传承早已在点滴中融入我心。于我而言，责任感又成为了某种检验标准，让我明白自己之前看似严谨的逻辑实际上早已在推导中逐渐失真。

    2020年的冬春正是我脱产写毕业论文的时候，本应心无旁骛，但那时的我却时刻与前线工作的同道、与病毒阴影下的大家紧密相连。我意识到，选择了医学，无尽的远方、无数的人们，便都与我有关。在物资最短缺的那段日子，我通过朋友与加拿大的华人群体取得联系，给医院送去了护目镜等物资。毕业入职新医院后，我继续保持负责的工作态度，做到不愧于每一个患者。前不久我接到通知，将被抽调去北京市的隔离点工作一段时日，也算了了去年未能在一线抗疫的一点遗憾。

    求学工作十载有余，医学在我心中经历了建构和解构，再到责任感觉醒、独特性再塑，是为俯仰。我热爱医学，愿为之奋斗一生。

    （作者：彭鹏，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疝和腹壁外科住院医师，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