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为人先源自人民至上

    【亲历者讲述】

    三明是座老工业城市。2010年，当地职工医保统筹基金收不抵支，缺口高达1.4亿元；2011年，亏损扩大到2亿元以上，占财政收入的14.42%，已超过一个地级市能承受的极限。

    2011年下半年，我出任三明市副市长，接到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减少亏损5000万元”。2012年春节刚过，我就召集市发改委、卫生局、人社局、财政局等16个部门的分管领导和科长，召开了第一次医改动员会。

    那天天气阴冷，每个人面色凝重。尽管大家部门不尽相同，但发言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的事实——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太突出了，不解开这个结，获得感、幸福感就无从谈起。

    医改首先改什么？凭借多年医药工作经历和长期深入一线调研的心得，我决定以“药改”为抓手，打响第一枪。长期以来，药品价格虚高，害苦了老百姓。特别是那些所谓的“万能神药”，价格不低，回扣空间大。比如灯盏花素，以前每到秋季，很多老人就去医院排队疏通血管，灯盏花素是很常用的“神药”。当时三明几家医院主要用两家企业三种规格的灯盏花素，进价从几块到几十块不等。而从销售情况来看，价格高的两种灯盏花素更受“欢迎”。

    为了遏制药品滥用，2012年3月，我们推出药品重点监控目录，第一批共129种药品纳入监控范围。配套规定很快出台——重点药品监控后，医院使用这些药品必须实名登记，主管部门会组织专家分析，如果用量过大或用药不合理，就要对医院批评教育并扣除医生奖金。

    当年4月20日，监控目录落地，当月药品支出下降1673.03万元，相当于三明全市用药金额的四分之一；若按全年计算，光这一招节省下来的药费便几乎可以扭转医保基金亏损的局面。

    初战告捷，让我们看到了希望。为了遏制药品层层加价，我们实行了“两票制”，要求药品从药厂卖到一级经销商开一次发票，经销商卖到医院再开一次发票，极大减少了中间流通环节；我们还在全国率先将城镇职工医保、居民医保、新农合三类医保经办机构整合为医疗保障基金管理中心，负责药品限价采购与结算，切断了医院与药品耗材供应商之间的联系，斩断医疗回扣“灰色收入”。

    我们还大刀阔斧改革医院和医生收入分配机制，提升阳光收入水平：把医院工资总额与药品耗材、检查化验、床位收入等脱钩，实行全员目标年薪制、年薪计算工分制，院长、总会计师的年薪由政府财政统一发放。

    在原先的医疗体制下，医院的科室主任需承担整个科室的收入绩效分配，不光要当好医生，还要当“会计”“经理”。我们破旧立新，用一套新的制度设计，斩断药品抽头、激励仁心笔头、管好医院户头、用好基金寸头、减少病人床头、延长健康年头。

    改革带来了什么？我给大家算笔账：对老百姓而言，全市居民住院次均费用和年均增幅，远低于全国费用和可支配收入增幅。9年来医疗总费用按年增长16%计算（全国公立医院2012年增长23%），相对节约110.67亿元，2020年全市人均医疗费用1678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全市人均预期寿命80.02岁，高于全国、全省人均预期寿命；2020年全市患者满意度居全省第2位。对医院而言，收入结构不断优化，2020年全市医务性收入占比41.46%，比改革前提高23%；药耗占比32.51%，比改革前下降27%，9年来药品耗材费用相对节约124.10亿元。医生的获得感也实实在在，公立医院工资总额从改革前的3.82亿元增加到2020年的15.57亿元，增长3.08倍，年均增幅达16.91%；在岗职工全员平均年薪由2011年的4.22万元增加到2020年的13.37万元，增长2.17倍，年均增幅9.18%。

    三明医改为什么“能”？在我看来，关键还是做到了把准脉、下足药，真刀真枪在制度上下功夫，让公立机构回归公益性质、医生回归看病角色、药品回归治病功能。

    回顾三明医改全程，经历了“治混乱、堵浪费”“建章程、立制度”的阶段，理清了政府责任，捋顺了机制体制，现在，应该转入“治未病、大健康”阶段，把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组建健康管护组织，构建新时代健康保障体系，构建并完善政府办医责任体系、医疗保障服务体系、健康管护组织体系、健康绩效考评监督体系，推动健康中国战略更好实施。

    改革不是有些人认为的动了谁的“奶酪”，而是要把“蛋糕”做大、分好。回想改革之初，“何苦得罪那么多厂长，何苦得罪那么多院长”……所谓的“良言”规劝不绝于耳，但对于共产党员来说，造福百姓，先苦才能后甜。

    为了人民健康、百姓幸福，三明医改，快马加鞭未下鞍。

    （项目团队：本报记者 高建进、张胜、金振娅、王斯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