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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海观潮】
今年6月8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2021美国创新与竞争法》（US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ct 2021）将从国家战略层面推动美国科技发展以及关键产业的研发与保护，通过政府干预确保美国“大科学”体系的建设。该法包含了此前曾因疫情搁置的《无尽前沿法案》（Endless Frontier Act），其中多项针对中国的描述明确了美国鼓噪对抗中国，在全球供应链和科学技术方面展开全面竞争的强硬态度。法案牵头人美国参议员查克·舒默对外声称，“如果不大幅增加在研发、教育和培训、供应链韧性以及更广泛的美国创新生态系统方面的投资，在领先技术领域，美国的全球竞争对手要赶超美国只是时间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该《无尽前沿法案》提出要建立一个新的技术与创新领导小组（DTI），负责引导高校科研，发展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人才培养体系，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建立国际科研合作等。同时，《无尽前沿法案》还明确了近期DTI需要特别关注的十个领域，包括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和其他先进软件开发；高性能计算机、半导体和先进计算机硬件；量子计算和信息系统；自然和人为灾害防御；先进通信技术；生物技术、医疗技术、基因组学和合成生物学等。DTI的职能很容易让人联想到1958年成立的美国国防高级研究项目局（DARPA），这个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研究机构曾主导了美国多项投资高、风险大，但对美国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项目，比如士兵外骨骼、FALCON超音速飞行技术、电磁生物项目。
事实上，21世纪以来，随着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的加速发展，包括美国在内的不少大国都将科学、技术和创新作为国家优先发展的领域。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就任时就强调“我希望法国是追求科研卓越的国家，我将在公共研究领域出台强有力的措施”。2018年马克龙启动了法国“人工智能发展计划”，2019年启动筹划“2021-2030十年研究规划”。2020年9月法国高等教育、研究与创新部部长弗雷德里克·维达尔在国民议会就开启《十年研究规划法》发表讲话时就提出，“我们不能再坐以待毙，要开始行动起来了”“没有伟大的研究，就没有伟大的国家”“在当今全球新冠肺炎肆虐、人工智能与量子物理技术占据潮流前沿的时代，国家如果没有这方面的高水平科研成果，那么在国际舞台上就没有发言权”。2018年德国联邦政府发布“高科技战略2025”，提出到2025年将科研支出提高到占国家GDP3.5%的目标，加强德国核心竞争力。日本政府也在近十年连续部署了登月研发计划、官民研发投资扩大计划（PRISM）、革新材料开发强化计划（M3）等系列计划推进科技创新。2020年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科学技术创新基本法》，进一步明确了科技进步推动超智能“社会5.0”建设的目标，并制定了详细的可量化的目标指标。
纵观这些国家的政策，可以发现一些共性：首先，改革多自上而下展开，虽然政府鼓励多方资本参与，但中央仍是推动基础科研和战略性研发的主体；其次，AI、量子技术等新兴技术，半导体制造等基础技术被视作关乎产业竞争的关键，各国加大了此类技术投资的同时，也加大了对信息通信系统等数字化基础建设的力度；三是高素质人才培养被看作是科技创新的源泉，各国配套出台了相应的教育改革和人才竞争政策；最后就是多国政策凸显了自主研发的重要性，特别是涉及国家安全保障或产业革新的核心技术。
但同时，政策在凸显全球科技创新密集活跃的同时，也暴露了部分西方国家技术保护主义的倾向。美国此次出台的《无尽前沿法案》就明确提到中国，明确列出针对中国的限制性条款，充分暴露了美国打压中国、谋求科技霸权的野心。
开放合作是科技进步发展的天然特征，当前包括气候与环境变化、能源开发、全球疫病等诸多全球问题的解决，以及新的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伦理道德方面的挑战，都需要国际的交流与合作。技术保护主义的做法破坏了合作的科技创新发展生态，从长远看只会让自己陷入封闭的僵局。
科学发展从来不是孤岛，其方向总是融合了本国的文化传统。面对当前全球科技创新发展大势，中国一方面加强国家层面科研体系建设，另一方面坚持开放包容以及积极吸引国际优秀人才的做法，正是源于中国一贯的立场和态度，必将为科技进步和促进人类福祉作出积极的贡献。
（作者：刘敏，系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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