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现深圳经济特区成立前的探索

    1980年，深圳等经济特区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中，解放思想、锐意进取的光辉篇章。而这样的历史决定，是由许多勇于担当的共产党员们，共同努力争取而来的。

    在深圳博物馆，至今仍珍藏着一份宝贵的文献——成稿于1977年5月的汇报材料《加强党的领导、放手发动群众 办好社会主义外贸基地》。它由手工书写而成，淡蓝的字迹整齐地列在浅黑的格子里，记录着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共产党秉承着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和使命，带领深圳地区敢闯敢干、走出贫困、走向富裕，进而全面改革开放的不懈探索。

    深圳经济特区由深圳河畔的一个小县城发展而来。在1979年建市、1980年成立经济特区之前，为广东省宝安县，户籍人口约33万，耕地面积55万多亩，可开荒扩种面积20万亩。当地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除主产粮食，还盛产水果、蔬菜、海鱼、生蚝等农副产品，具有发展外贸的潜力。

    然而，正如文献所说——当地“外贸工作进展迟缓”“1960年到1970年十年的外贸收购总额徘徊在四百万元至六百万元之间，虽然1974年微增到七百万元，但还是很不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初期，宝安县发展停滞不前，群众生活贫困，以至于民谣都这样唱：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户九空人离去，村里只剩老和少。

    如何才能加快宝安发展的步伐，提高人民群众的实际收入？从1974年到1977年，宝安县委一直在积极地寻找办法，干部们下乡调研，虚心听取基层干部群众的建议。东部龙岗、坪山等社队，普遍希望能减轻粮食征购任务，发展多种经营，让农民富裕起来；边境地区的罗芳大队、莲塘大队，提出了农民致富的“药方”——将一些种粮的土地改为种菜和养鱼，丘陵地区发展现代化养鸡场，恢复边境小额贸易；一些老干部还提出，光种粮的做法很难多挣钱，应该搞外贸基地。

    通过调研，宝安县委认识到，要想让群众富起来，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建设出口外贸基地。随着党的实事求是的基本路线得到恢复，全国思想解放的大潮让宝安县委看到了希望，他们认为向上级努力争取相关政策的时机成熟了。

    1977年5月，宝安县委向上呈送了一份长达26页的汇报材料——《加强党的领导、放手发动群众 办好社会主义外贸基地》。这一诉求，得到了于次年上任的广东省委主要领导习仲勋同志的认可，他在对宝安进行调研后，做了重要指示：外贸生产基地规划好了就要干，务求实效。

    1979年初，政策放宽。宝安在粮食自给的前提下，可以按照市场需要自主安排农业生产了。同样也是在当年，宝安边境小额贸易得到恢复，从果蔬到鱼肉的定价逐步放开，农民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当地现代化农业生产之路开启。

    1979年4月，习仲勋代表广东省委向中央建议，让广东在经济管理体制上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在全国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以及在宝安、珠海、汕头建立“贸易合作区”进行试验。

    邓小平同志予以赞许，勉励大家“杀出一条血路来”。

    1980年8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了国务院提出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同意广东省在深圳、珠海、汕头设置经济特区。深圳经济特区正式建立。

    尽管富了起来，但深圳很快认识到，农业受气候病虫害等自然因素影响太大，只有发展工业，人民也才能真正富裕起来。

    当时，香港正面临经济结构的调整。承接香港转移的部分工业，对深圳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因此，深圳开始引进“三来一补”企业。到1980年5月，深圳与外商签订协议近400项，共缴费462万美元。在这个过程中，深圳学到了技术，投资环境逐渐完善。外商通过在深圳投资办厂赚到了钱，了解了改革开放的政策，敢于投入更多的资金和先进设备。引进企业也逐渐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型，深圳经济特区开放和发展事业从此进入了快车道。

    从探索建立外贸基地，到倡办贸易合作区，再到兴办出口特区，最后建设经济特区，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一代代有志者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勇担使命、砥砺奋进，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进程中谱写了勇立潮头、开拓进取的壮丽篇章，为全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深圳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充分发挥粤港澳大湾区、深圳先行示范区“双区”驱动，深圳经济特区、深圳先行示范区“双区”效应叠加。

    从前人的脚步中汲取力量，我们更加坚信，经济特区不仅会继续办下去，而且会办得更好、水平更高。

    （本报记者 党文婷 严圣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