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讲述的故事依然鲜活

    “这一本书出版之后，居然风行各国，与其说是由于这一本著作的风格和形式，倒不如说是由于这一本书的内容罢。从字面上讲起来，这一本书是我写的，这是真的。可是从最实际主义的意义来讲，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这些革命青年们使这本书所描写的故事活着。”这是1938年2月上海“复社”初版《西行漫记》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序言中写下的一段文字。

    在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保管部，记者看到了由斯诺亲笔签名的“复社”初版《西行漫记》（精装本）中文全译本，以及由斯诺夫人韦尔斯写的、于1939年4月初版的《续西行漫记》（精装本）中文全译本。

    两本书的封面都为鲜红色布质材料，书脊上烫金色的书名熠熠生辉。翻开硬质的书封，书中所绘制的西北边区图、红军长征路线图等，仍清晰而醒目；毛泽东戴着红军八角帽的照片里，帽子上的红星，仿佛正照耀着中国。

    回到历史现场，1936年6月，斯诺带着他当时无法理解的诸多关于中国红色政权、革命与战争的问题，冒着生命危险进入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他希望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中国共产党究竟是什么人？成千上万的农民、工人、学生、士兵为什么愿意冒生命危险参加红军？他们的领导人是谁？兵力有多少？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军事和政治前景如何？这也是当时根据地之外的中国广大地区民众以及国际社会急于了解和探究的。

    1936年，亦是中国国内局势大转变的关键性一年。在历时4个多月的奔走中，斯诺采访了众多刚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将帅、普通战士、医护人员，以及当地热情拥护红军的民众，记录下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个人形象、战斗生活等当时鲜为人知的资料。回到北平后，他为英美报刊撰写了多篇轰动一时的报道，报道汇编成书，书名便是《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中译本出版时，考虑当时所处的政治环境，书名译作《西行漫记》。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科研征集部李菊盛告诉记者，此次馆里征集到的斯诺亲笔签名的复社初版《西行漫记》，以及斯诺夫人韦尔斯写的《续西行漫记》，来自上海市民胡立棣女士的捐赠。胡立棣介绍，这两本书来自她的母亲胡金仙。斯诺在上海期间，她的母亲胡金仙还是一位年仅23岁的热血青年，为斯诺做过日常生活的翻译，还教他唱过《国际歌》。这两本书保存了80多年，家人十分珍视，虽然有点舍不得，但经过斟酌，他们还是决定将书捐赠出来。

    该书的出版也有许多故事。1937年10月，《红星照耀中国》由伦敦戈兰茨公司首次出版，上市几个星期便售出10多万册，到了11月已发行了5版。随后，这本书陆续被译为20多种文字，几乎传遍全世界。1938年2月，在胡愈之的组织筹划下，“复社”翻译出版了第一个《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

    胡愈之曾撰文回忆出版过程：“当时上海租界当局对中日战争宣告中立，要公开出版发行这本书是不可能的，在继续进行新闻封锁的国民党统治区，就更不必说了。但是得到斯诺本人的同意，漂泊在上海租界内的一群抗日救亡人士，在一部分中共地下党员的领导下，组织起来，以‘复社’的名义，集体翻译、印刷、出版和发行这本书的中译本……”为使此书及时出版，胡愈之发起成立以“复社”命名的出版机构，社址就设在法租界胡愈之、胡仲持家中。

    参与该书翻译的有胡愈之在翻译界的朋友王厂青、林淡秋、章育武、吴景崧、许达、傅东华、邵宗汉、倪文宙、梅益、冯宾符，胡愈之二弟胡仲持和以“陈仲逸”为笔名的胡愈之自己，共12人，各分一章进行突击翻译。

    李菊盛告诉记者，在印书没有经费的情况下，“复社”成员每人捐几十元，再向读者发放预约券。书定价为2.5元，如果用预约券买，则只需1元。1938年3月，《西行漫记》第一版印了2000册，很快售完，而且不到一年就印了4版，轰动了华人世界。在香港和海外华人集中的地方，出了无数重印本和翻印本，发行量高达80000多册。

    在《西行漫记》的影响下，不少有志青年奔赴陕北苏区或投身抗日战场。至今，《西行漫记》在全世界仍拥有大量读者。

    在中文版序言中，斯诺动情地写道：“还有几十篇和无名的红色战士、农民、工人、知识分子所作的对话，在这些对话里面，读者可以约略窥知使他们成为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凡是这些，断不是一个作家所能创造出来的。这些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

    （本报记者 颜维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