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立中国新型人文城市标杆

    今年，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迎来建院10周年。大约一年前，我们决定编辑一本学术纪念文集。文集以时间先后为序，以10年来发表、发布、报送的重要成果为主线，辅以相关部门、专家、媒体及社会的反馈反响，客观呈现城研院十年来的学术历程和社会服务。

    无论做什么事情，初心和来路是最重要的。以人文学术为背景和基础，既是我们团队构成的特点，也是我们开展研究的特点。在这样的背景和基础上，我们开始了创建中国人文城市学派的探索。

    记得在我们最初介入城市研究领域时，在很多场合都会被问到同一个问题：你们既不是海归（当时很多在国内突然做起城市研究的，大都有海外学术背景，而我们是一帮土生土长的文科生），也不是搞经济学、地理学的，怎么会研究起城市来？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我自以为找到了答案。前者对中国城市“了解窄”，后者则是“了解浅”。前者一般比较了解“北上广”，且主要是通过文献和媒体，但对广大中西部地区了解非常有限。后者比较了解中国现代一百年，而对几千年来形成的积淀深厚、结构复杂的中国社会土壤所知不多。同时，我还强调，这是很多西方理论在西方讲得通行得通，很多实证公式和计算模型看起来言辞凿凿，但在中国实践中往往变形、变质、适得其反的根源。

    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回答主要是从“自我辩护”的角度讲，也难免有些意气用事。而如果从“反归诸己”的角度，还有一些涉及思想源流和学术价值取向的更深层次的原因，这就完全超越了书生意气了。具体说来，主要是受到了三个人物的启示和影响。

    第一个人物是苏东坡。在林语堂《苏东坡传》中有一段话：“诗人兼人道哲学家苏东坡以他的常识来对抗经济学者王安石的逻辑，他留给我们的教训以及中国所付出的代价，我们至今还没有学会。”这句话的意思是，“王安石的逻辑”尽管讲起来头头是道，但由于基本上不了解中国的“世道人心”，和现实一接触就会暴露出“志大才疏”“百无一用”，甚至是“以水救水以火救火”。对于现实中的城镇化，只有“王安石的逻辑”的理论必然是残缺的，而以苏东坡为代表的“诗人兼人道哲学家”，不仅不能缺席，还应该是重要的批评者、矫正者和引领者。

    第二个人物是张居正。在朱东润的《张居正大传》中有一段话：“在张居正入翰林院的时候，多数的进士们，正在讨论怎样做西汉的文章和盛唐的诗句，但是居正的注意力，却集中到实用上面。”作为出身人文学科的团队，我们本来也应该整天“讨论怎样做西汉的文章和盛唐的诗句”，或者说把主要精力和心思放在怎样发文章、申报项目及各种人才奖项上。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和机缘，我们的目光和注意力却逐渐“集中到实用上面”。蒋孔阳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对康德和黑格尔曾有一个评价：“他们离不开的是书，而离得开的却是生活、实际和斗争”。这句话可谓是切中肯綮、入木三分、拷问灵魂。而不甘心的我们则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劳作，在“书”与“生活、实际和斗争”间搭建一座沟通的桥梁。

    第三个人物是盛宣怀。作为晚清洋务重臣，盛宣怀一生致力于“有用之学”，在轮船、电报、铁路、钢铁、银行、纺织、教育等领域开时代先河，也是上海交通大学前身——南洋公学的创办者。他不仅一手创建了交通大学，也以现身说法的方式奠定了交通大学的精神和灵魂。在交通大学1909年重拟的校歌中，有一句“实心实力求实学，实心实力务实业”，最能说明这一点。每每遥想盛公当年“羞作济南生，九十诵古文”的人生选择，都会给我们以极大的鼓励和信心。我们真切意识到并坚定相信：我们是交大精神的传承者和践行者。

    十年来，我们的研究足迹在纵向上涵盖了经济带、城市群、都市圈、都市区、国际大都市、国家中心城市、城市、乡镇、传统村落等空间层级，在横向上涉及人文城市、都市文化、江南文化、智慧城市、科技中心城市、资源型城市、新城新区、设计之都、艺术之城、城市景观、工业遗产、城镇化率预测、城市治理、城市现代化等具体领域。自主研发了《中国城镇化率分析预测系统》《智慧城市评价标准体系》《城市群评价指标体系》《国家中心城市评估指标体系》《人文城市评价指标体系》《特色文化小镇评价指标体系》《中国传统村落评估认定指数系统》等，并建设了相应的数据库。与此同时，参与了国家十三五及十四五规划、国家新区审核办法、国家重大区域规划实施中期评估、国家特色小镇规范治理、国家都市圈规划编制、国家文化产业标准修订等规划编制或前期研究。主持国家文化消费试点城市指标体系、国家大运河规划纲要实施评估、国家文化旅游消费预测、国家新型智慧城市与治理现代化框架、国家级新区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实施方案等研究工作，多次得到国家领导人重要批示。

    站在新的起点上，做一个简单的10年小结，可以说我们已经实现了一个转变，同时正在着手开启一个新的转变。第一个转变是经过10年时间，我们基本上完成了从“玄学”到“实学”的转变，从理论研究转向了政策、规划编制和标准研发。第二个转变是指在下一个10年，我们将重点探索从“实学”到“实务”转变，即不再满足于做研究、规划和标准，而是想实实在在地参与城市建设工作。具体说来，是把我们一手创建的人文城市理论和方法，更加密切地贯通于文化引领区域和城市高质量发展、文化产业引领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文化消费引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文化服务引领城市功能优化品质提升、文化生态建设引领生态文明建设、文化发展繁荣引领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等六大方面，打造中国新型人文城市标杆，使之成为展示中国人文城市学派的名片。

    （作者：刘士林，系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