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儿文学的边界究竟在哪里

    【光明书话】

    论文和专著的区别很像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的区别。论文可能只需要一个有阐释价值的点的支撑，而专著需要的不只是点，它还需要线和面的全力支持。也许这还不算是两者之间最根本的区别——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专著之结构——结构之谋划。结构才是一部专著不可或缺的根本，就如同一座立于天地之间的大型建筑的栋梁安排。那些被我们在心中认定的经典性专著，征服我们的原因之一就是它所拥有的结构——一个严谨、合理而完美的结构。黑格尔的观念当然是伟大的，但同时令我们仰视甚至更令我们仰视的是他强大的结构能力，那在文字底部所隐含着的叙述骨架。正是这种结构，保证了学术目标的实现。

一

    我们无从知晓《20世纪中国幼儿文学史论》的作者是如何看待这些学术大师们书写专著的“建筑美学”的，但从该专著的结构，可以推想她在动笔之前最处心积虑的当是谋篇布局。也许，为此她费尽了心思。因为她心里很清楚，这样一部以“20世纪”为时间框架、以“幼儿文学”为描述对象和论述对象、规模较为宏大的学术专著，必须先确定下它的结构模式，这个结构模式可以将她认定的所有重要史实和观念有条不紊地呈现。

    全书六章，大致以幼儿文学的纵向发展为线索，但因为此书既不是纯粹的史，又不是纯粹的论，而是“史论”，既要呈现幼儿文学的创作史，还要呈现幼儿文学的批评史、理论史，既要说史，还要论史，因此就像复调长篇小说一样，它的线索并不是直通通大路一条，而是有至少两条线索在运行：创作的历史、理论的历史。它们时断时续，时分时合，而作者最终做到了纵横捭阖，又不着痕迹。这样一种看似自然，和一气呵成的阅读而实际上是颇费心机的安排，既避免了包罗万象、观念和现象一团散沙之乱局，又使20世纪的幼儿文学的创作史、批评史和理论史，乃至幼儿文学的学科史，都得到了条理分明的呈现。可以说，本书预定之学术目标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该专著在行文之前所确定下的一个适切的结构。

    从另一个角度讲，合理的书写结构也就是实际存在的结构，它们可能是一种对应关系。

二

    作为专著，《20世纪中国幼儿文学史论》必须要做的一件大事是：确定边界。

    确定边界，是这个世界上非常重要的事情。古罗马时代，有一重要的甚至是神圣的职业，就是精确地测量土地，从而确定边界。卡夫卡《城堡》中的那位一直忙碌于确定城堡和村庄边界的土地测量员，其实是古代罗马土地测量员的化身。确定边界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这个世界上发生的许多重大事情都与边界有关，比如战争。人类历史上，大部分战争都与边界有关。与国之边界不同的是，一部学术专著在确定它的研究范畴、研究对象的边界时，恰恰不是战争意义上的，它不是一味扩张和侵略，有时可能相反，是后退，是尽量缩小范畴，而使其边界更加清晰，它的边界原则是自足，是绝不占领一寸不属于它的土地。从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中国幼儿文学史论》要明确的边界，就是这样一种收缩性也更具有坚定性的确定。

    它要追问的问题是：幼儿文学的边界究竟在哪里？

    《20世纪中国幼儿文学史论》让我们看到的幼儿文学史，其实就是一部边界形成史和一部边界划分史。幼儿文学本来是没有的，它是在“人的发现”“妇女和儿童的发现”，特别是在认知心理学出现之后才慢慢得到确定的。该书在叙述幼儿文学之边界确定的过程中，向我们揭示了许多道理，比如：幼儿文学不只是一个生物学的概念，更是一个社会学、文化学的概念，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幼儿文学与儿童文学的边界，就像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的边界一样，并不是固定的和泾渭分明的。

    《20世纪中国幼儿文学史论》不仅详细地向我们描述了幼儿文学边界的形成史、划分史，还通过思考和论证，对依然处在继续划分和确定过程中的边界做了它自己的划分和确定，十分果断地确定了它的学科边界和它的研究边界。本书对幼儿文学边界的确定，采用了与成人文学相比较、同时又与儿童文学内部其他层次的文学相比较的方法。边界的确定，使幼儿文学获得了合理性与合法性。“这就是我。”“我的边界就在这儿。”“因为你们的边界清楚了，我的边界也就自然清楚了。”“我没有扩展，恰恰是缩小，缩小到一切只合乎于我。”……我们在看《20世纪中国幼儿文学史论》，回顾幼儿文学的边界史和确定它的研究边界时，犹如听到了诸如此类的文字表白。

    边界的确定，从而保证了研究的有效性。

三

    我们在阅读《20世纪中国幼儿文学史论》时，可能会经常想到一个词：知识面。这里所说的知识面，不仅仅指作者对专业知识的全面掌握，更多是指对专业知识以外的开阔的知识视野。该书之所以能将一些现象明晰化，将一个个话题说深说透，就是因为这些知识的联合运用而做到的。

    与古典、传统的做学问的路数相比，现代、现代化的做学问的路数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对此变化以及变化的意义，我们还很少论及。这就是，前者利用本专业的知识做本专业的学问，后者是既利用本专业的知识又利用本专业知识以外的知识联手做学问。钱钟书的《管锥编》这样的经典以及他之前那些学术大师们的经典，其追根溯源、引经据典、广征博引的学术功力让后来人望尘莫及，那学问做得可谓“令人叹为观止”。后来，这样的学问路数依然有人追随、效法，但总觉得不如前人了，这可能与后来人的心境有关。前人做学问心无旁骛，耐得寒窗寂寞，而后来人因为生活节奏和社会风气的变化，要维持这样的心境已经非常困难。但新的学术路数开始显现其非同寻常的能耐，这就是调用一切可调用的其他学科的知识来做本专业的学问。这是学问史上的划时代变化。

    《20世纪中国幼儿文学史论》成功地证明了这种新的学问路数在解读、阐释方面所显示出的“蛮荒之力”。它以因“他者”知识的运用而顺利实现本书的学术目标之事实，向我们证明了一个新的观念：研究对象犹如一座山头，而攻克这座山头的力量不只是存在于其内部，更来自周边的山头——周边山头屯兵百万，只有调集这些山头的力量，才能保证完胜。其实，该书对许多问题的解读以前已经有所进行，但此次再度涉及而令人耳目一新，并感深刻，就是因为它利用了其他知识。儿童的发现，幼儿的认知状态，儿童性的被认可，儿童观的演变，儿童伦理的确定，等等，可能更需要其他知识的解读——只有借助于这些知识的解读，问题才有望得到彻底的说明。我们之所以觉得该书运用其他知识的恰当，可能与它的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有关。我们可以再提上面已经提及的一个词：适切。

四

    在史与论之间找到平衡，是这部著作必须考虑的，它很好地做到了。

    该书既要呈现幼儿文学的创作史，还要呈现幼儿文学的批评史、理论史和幼儿文学的学科史。与一般描述性的文学史著作不同，它的任务不仅是呈现这方方面面的历史，还要随时谈论、议论和评论这方方面面的历史。这是一部“史论性”著作所面临的十分麻烦的地方。相对于描述性的一般文学史的写作，它更加考验作者的理论功底和理性思辨能力。随着阅读的深入，我们看到，作者在她设定的叙述框架中，随时抛头露面，对其描述的对象加以恰到好处的评说，一副俯视现象和观念之众生、敲敲打打、指点迷津的驾轻就熟的姿态，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所谓深度，我们可以通过揭示现象背后的因果关系、点出其历史成因，或辨析已有的论点以及各论点之间的异同，一语道破其本义，方可满意地获得。但《20世纪中国幼儿文学史论》未满足于此，作者的独立见解更加令人注目，比如关于狭义上的幼儿文学与广义上的儿童文学的分割与大同之关系的论述和判断，比如对文学性的历史主义解读和相对主义解读的区分以及对后者的疏离乃至批评，比如对幼儿文学的自动生成和积极修辞、主动性建构之辩证关系的阐释，在所有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作者都很睿智地表达了她个人的见解，而这些见解都很有说服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书最值得我们称赞的也许不是别的，而是作者若干幼儿文学观的给出。

    （作者：曹文轩，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